“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为文章第一层。齐军虽未入境，但隐隐已有进犯之气。而对这种情况，展喜却言称“寡君”、“敝邑”、“下臣”，尊称对方侵犯是“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辱”在此不是侮辱对方的意思，而是自己受委屈的含意，相当于“枉顾”、“屈尊”等词，是对对方来访的客气谦词。措辞礼数周到，神态不慌不忙，俨然胸有成竹。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这番言辞中，展喜不提对方进犯一事，而称对方此行是来访，巧妙地为自己犒劳齐师张目，显得合乎情理。文章至此，已呼应了上文“犒军”与“辞令”二线，而由于对犒军没有具体展开，却腾出笔墨详写展喜的一番辞令，使文章的焦点迅速凝聚在“辞令”之中。好文章总是强调突出重点，不枝不蔓，犹如山沓云深之处，突然显现一条小径，使人可以拾阶而上，探险寻幽。

　　“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为文章第二层。恶虎决不会因羔羊哀哀求告而饶了它的性命，侵略者当然也不会因被侵略国礼数周到就按捺下侵略欲望。“鲁人恐乎？”这一句话，表明齐侯不仅未被展喜言辞所动，反而赤裸裸地声称自己此行并非来访，而是侵略。视对方忍让为软弱可欺，往往是自以为强大的人之共同心理。侵略人家，还要问人家是否害怕，其中的狂傲，基于的正是不把对方放在眼里的心理，并带有一种如猫戏鼠的挑衅和放肆。在这种情形下，展喜表现的却是那么从容镇定，不卑不亢：“小人恐矣，君子则否。”一派大义凛然之气。文章至此，我们已不难明白展喜犒军并非是向对方屈膝投降，而别有一番用意。同时也使人不禁为展喜捏了一把汗，在齐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在狂傲的齐侯面前，仅仅凭借辞令并不能击退齐军。

　　“齐侯曰：‘室如县罄……’”至“恃此以不恐”为文章第三层。“县罄”，即悬罄，罄同磬，磬悬挂时，中间高而两面低，其间空洞无物。家室贫乏，屋无所有，而房舍高起，两檐下垂，如古罄悬挂的样子，所以室如县罄，意指府库空虚。“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在这种反向中，视对方若无物的狂傲之气咄咄逼人，但也或多或少地夹杂着齐侯对展喜的从容镇定之困惑。而读者却可以在齐侯的困惑中，豁然释开原先的几个困惑：原来鲁国之所以面对强大的齐国的进犯不去积极备战，而求助于“犒军”、“辞令”，正是由于鲁国“室如县罄，野无青草”，军事力量软弱的鲁国，不能以此去抗衡声势显赫的齐军。求助于“犒军”与“辞令”，多少也是弱小国家在强国面前无可奈何的悲哀。同时，也使人明白何以齐侯在展喜面前如此放肆狂妄，原来正是他视鲁国“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但是，三尺之孤，尚有一搏，何况众志成城。以军事力量抗争虽无必胜把握，但“犒军”和“辞令”不能使狂妄的齐侯面壁思过，退避三舍吗。一念及此，令人对文中情境方有几分明白，却又不免疑虑重生。

　　怯懦者，往往在黑云压城面前魂飞魄丧，哀叹命运乖蹇；强者，唯有强者，才能在乱云飞度中，依然从容不迫，以无畏的勇气，在危机中开拓出机遇的曙光。展喜正是在这种危机四起、险象环生的情境中，显示了自己过人的胆识与才智。首先，展喜陈述自己所恃的是先王之命。当时周室虽然衰微，但欲成霸业者，也只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自然没有谁敢公然表示藐视周室。“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表明齐、鲁原是世代友好，且有天子为他们缔结的盟约，此其一；“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指出，齐孝公之父齐桓公正是因为遵守盟约，广修仁义而终成霸业，而现在诸侯各国对齐侯也寄托了同样的愿望，此其二；“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大意是：我国之所以不敢修筑城池，缮治甲兵，作战争的准备，是因为认为“即使您继承君位九年，也不会背弃先王的命令，废弃以前的职责。因为要是这样，便对不住逝去的太公和桓公。想来齐君一定不会是这样干的。”申明鲁国之所以不聚兵相争非不能，是不为也，其原因是基于对齐侯的信赖。此其三。一席言说，乍看貌似谦恭平淡，没有一句谴责齐侯侵略的行径，但细细品来，却觉得柔中带刚，绵里含针，辛辣有力，具有丰富的潜台词：第一，齐侯如果侵犯鲁国，那就是公然违背天子命令，践踏盟约，背信弃义；第二，齐侯如果侵犯鲁国，那就是叛逆孝道，并将失去人心；第三，鲁国之所以不兴兵相抗，并不是软弱可欺，所以对齐侯也绝不会恐惧。

　　如果说，齐国的强大和鲁国的弱小，决定了展喜只能把激烈的抗争寓于貌似谦恭平和的言辞中；那么，齐侯的倨傲无礼，则又决定了展喜在平淡中透露出激烈的抗争与捍卫祖国尊严的慷慨。而且，更重要的是，柔转为刚，存在着一个假定，即如果齐侯侵略鲁国；刚转为柔，同样也存在着一个假定，即齐侯撤军回国。同时，这时柔还有一个更大的假定，如果齐侯撤军回国，那齐侯就是仁义之人，齐侯也就因此有望重振父业，成为一代霸主；反之，则一切将付之东流。

　　齐侯是个颇为自负的人，他之所以急急忙忙攻打鲁国，正是基于想重温乃父齐桓公霸业的旧梦。展喜一番刚柔相济的言辞，可以说是吃透了齐侯的心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个心理被对方看透的人，就会被对方的言辞所折服。“齐侯乃还”，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结果。

　　文章一开始就如奇峰突起、引人入胜，齐军入侵鲁国，鲁国却派展喜前去犒劳。展喜经展禽（即柳下惠）面授机宜，辞令谦和有礼，面对齐孝公咄咄逼人的问话，巧妙提出“君子”与“小人”之别，并针对齐孝公依仗周王名号经营霸业的心理，指出“先王之命”给他当头一棒；接着又用两国先君之盟约束之，用齐桓公之功勉励之，用诸侯之望鞭策之；最后又夸之不会弃命废职，暗藏机锋。言辞可谓字字珠玑，步步为营，方略绝妙。齐孝公开始如饮醇酒，自尊心和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后来才发现仰之弥高，缚之弥深，颇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再想反驳为时已晚，只好“乘风归去”。全文结构紧凑，无一闲文懈笔，辞辩精妙绝伦，不愧是一篇优美的外交辞作。

　　《召公谏厉王弭谤》在结构上是谏因、谏言、谏果的三段式。首尾叙事，中间记言，事略言详，记言为主，体现了《国语》的一般特点。但文章的开头结尾却仍有独到之处。

　　文章开头，妙语传神。“厉王虐，国人谤王”，寥寥七字，胜于千言。一边是厉王虐，一边是国人谤。谤由虐起，事出必然，因果明了，壁垒分明，一开篇便展现给读者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既引出召公苦谏的缘由，也为厉王的可悲下场埋下了伏笔。接下来厉王的一“怒”一“喜”，两个动词，如千钧之力，又将矛盾推向高潮，且把这位暴虐无道的昏君形象斧砍刀削得更加逼真。结尾是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开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此语真乃神来之笔，厉王以为高压就可止谤，因而“大喜”，其实高压下的沉默，只是火山喷发前的死寂。结尾“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这是愤怒与反抗的岩浆在凝聚力量。终于火山喷发，国人暴动，厉王被逐，那该是何等壮观的场面，何其复杂的斗争。但作者全都略去，只写了“三年，乃流王于彘”，淡淡的七个字，对厉王是何等轻蔑，而留给后人的思考又是何等深刻!

　　召公的谏词，前后都是比喻。前一个比喻，说明“防民之口”的害处；后一个比喻，说明“宣之于口”的好处。只有中间一段切入正题，以“天子听政”总领下文，从正面写了“宣之使言”的种种好处。从公卿列士，史、瞽、师、蒙，到百工庶人，广开言路，畅所欲言，而后经天子斟酌取舍，补察时政，就使政策、政令不背真理。如此，恰当生动的比喻与严肃认真的正题有机结合，夹和成文，笔意纵横，态度真诚，用心良苦。

　　一个正直无私、胸怀广阔的古代贤者形象跃然纸上。祁奚很有自知之明，年纪大了请求退休，绝无老马恋栈的患得患失心态。晋悼公五次三番征求意见，正是对祁奚人品的高度信任。仇人解狐得到推荐，难道是祁奚刻意讨好献媚吗？让儿子接任，副职之子辅佐，难道不怕授人以结党营私的话柄吗？然而这些，丝毫没有影响祁奚的心态，他已经到了“从心不逾矩”的年龄段。作为老臣，祁奚拥有圆熟的政治智慧和良好的判断力，他公私分明，思虑严密周详，洞察力强，处事很有分寸。“建一官而三物成”，祁奚勇敢无私的政治良心令人肃然起敬。

　　识才用才是贯穿人类发展的始终话题。人们总希望自己能遇到伯乐。其实，伯乐华而不实，他不过是替君主找找千里马顺便讨些劳务费的帮闲人而已。君主爱作秀，与伯乐沾边，自然也就博到爱才的美名。只有祁奚，才真正懂才、识才、起才，他相当务实，政治经验丰富，思维冷静清晰，更可贵的是正直的政治品格，这就保证经他挖掘乃到推荐使用的人才，含金量更纯，成才率更高。历史上，管仲、萧何、徐庶、鲁肃、魏征、狄仁杰、欧阳修、元脱脱、李善长、曾国藩等，也都是与祁奚同类的贤者仁人，他们举荐了众多忠臣良将，因了他们的合力，中国封建王朝的“龙脉”得以成为世界史上延续最长的典型。

　　这篇百字短文记述了齐桓公在会晤诸侯时接受周襄王赏赐祭肉的一个场面。粗读似乎平淡无奇，细品则觉别有滋味。

　　依据周朝的规矩，“胙”是不应赐给异姓诸侯的，并且诸侯受赐必须“下拜”。周襄王却破例赐给齐侯“胙”并传令免去“下拜”之礼。这是为什么?齐桓公虽已年迈功高，且当着众诸侯的面，坚持要“下拜”受赐，绝不违礼法，又是为什么?文章围绕“下拜”二字，一波三折，既反映了周王室的衰微，也反映了当时还普遍存在尊周意识。

　　周襄王对齐侯的特殊礼遇，不无讨好巴结之嫌，企盼霸主尊周，以维持周王室的生存与面子。他未必不觉屈辱、难堪，心中酸苦唯有自知。齐桓公为春秋五霸之首，这时已任诸侯盟主数十年，功高年迈，傲视群雄，称霸中原。周天子在他心目中未必有多大分量。但他在接受周天子赏赐时却表现出受宠若惊、诚惶诚恐的情态，非但谦恭有礼，甚至近于肉麻。与其说他的言行带有矫揉的成分，毋宁说他的表演相当成功。霸主尊周，固然是给周王室面子，而他表演的真正目的，则是给在场与不在场的诸侯看，借周天子的名号，使自己的霸权合法化。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是后世曹孟德一类奸雄的祖师爷。

　　《左传》刻画人物，往往着墨不多，很少客观地描绘，而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性格。本文写齐桓公只有一段话、一套程式化动作，却把一个雄才大略、老谋深算的形象刻画得形神毕肖。

　　附带说一句，《左传》作者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与当时儒家“尊王”的宗旨是一致的。所以文章在平稳朴实中仍可见到作者对齐桓公的赞许。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春秋时期至此，齐桓公已成霸业，但楚成王独树一帜，宋襄公虽说气力不济，也自命不凡想弄个头头当当。不过诸侯间认得的只是实力！西北的秦穆公在百里傒等的辅佐下，国力日渐强盛。在外交上对近邻晋国更是倾注了心血。晋献公死后他辅佐夷吾入主。但是已成了晋惠公的夷吾背信弃义，最后导致秦晋韩原大战，他也当了俘虏。

　　本文的两位主人公，对于晋国几次蒙秦国的帮助，一届届的国君轮番上台，从国内混战残杀到自乱而治，直至最后晋文公称霸诸侯，都紧密相关，所以必须予以简介；而且本文所述的事件，在秦晋关系、晋国的变迁中也较重要。说明这一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对于理解本文，以至后面的许多文章，如《寺人披见文公》、《介之推不言禄》、《公子重耳对秦客》、《晋献公杀世子申生》等等的时代背景，也确实是不可或缺。

　　阴饴（yi）甥，即史籍所说的吕省，有的称其为吕甥，是晋国大夫，晋惠公的重要大臣。他并不是姓阴，阴是他封邑的名称，其复姓瑕吕。阴饴甥所扶保的晋惠公，是晋献公之子名夷吾。献公在其父统一晋国后的第二年继位，征伐骊戎时虏得了骊姬姐妹，献公很宠爱她们，二人生公子奚齐和悼子，骊姬为了能使奚齐继位，谮恶太子，其实太子申生和公子重耳都很有贤名，得知消息后申生不辨也不走，在曲沃自杀，重耳和夷吾逃亡。跟随重耳的名人不少，而吕省、（郤xi）芮跟随着夷吾。奚齐则被立为太子，但是这只给他带来了厄运。晋献公死后，里克、邳郑杀太子奚齐和悼子，使人迎接重耳入朝，重耳经过斟酌后拒绝了，他们就改迎夷吾。

　　在回晋国前，吕省认为内乱未定，另外还有其他公子在外，必须依靠强国的辅助，才能确保无虞。离晋国最近的强国就是秦，于是夷吾派郤芮前往恳求，还应许以焦、瑕二城答谢。秦穆公答应了并立即出兵护送，正遇齐桓公也派出隰朋率军来安定晋国，因申生之母是齐女，桓公是诸侯霸主，此次也是尽舅家的情义。齐秦共扶晋惠公上台。但是晋惠公继位后却杀了里克、邳郑，又反悔了当初的许诺，拒绝曾答应划出的土地，开始和秦国交恶。晋国后来遭遇大灾，百里傒等力劝秦穆公不计前嫌，给予了赈济，使晋国平安度过了饥荒。几年后秦大旱歉收，自然也向晋恳求帮助，但是晋惠公不仅不卖给粮食，反而大举发兵伐秦。为此，秦穆公大怒，亲自率领大军讨伐晋国。两国军队战于韩原（山西芮城，也有人认为是陕西韩城）。秦穆公的战车陷入重围，在他仰天长叹的时候，一群晋国的流浪汉救了他，并继续冲锋陷阵，结果是晋军大败，晋惠公当了俘虏。秦穆公拟杀了他祭祀天地。秦穆公的夫人，即是申生的姐姐，为了夷吾生命身穿孝服向穆公哀求。秦穆公答应了，让晋国派使臣到王城会盟。

　　在晋惠公背信弃义、和被伤害的秦国交锋又丧师辱国被俘后，阴饴甥作为战败国的代表，面对仁厚的秦穆公，理屈不容置疑，但是他并未词穷。他利用回答问题的机会，巧妙地表述了晋国国内的舆论倾向，向秦穆公施加压力；引用君子和小人的不同认识，喻请秦穆公权衡利弊，以博大的胸怀宽恕罪人。能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卑不亢并使得晋惠公脸面尚存，阴饴甥的外交辞令可谓典范。

　　文中所述阴饴甥的辩词，确实很精彩。但是须注意，这并非是谈判的开始，而是事件的整体结果已经明确，他的辩词不过是尾声随笔而已。不是阴饴甥保住了晋惠公的命。秦穆公没有杀晋惠公祭祀神明，绝非是被阴饴甥吓住了，而是周天子的干涉。天子以晋和周同宗为由，不允许杀。而申生的姐姐，也即穆公的夫人穆姬“衰絰涕泣”，也是功不可没。最重要的，还有晋惠公的态度。当两国国君会盟，秦穆公许可他回国时，晋惠公先派阴饴甥回晋，说明他已经没有面目再回国拜社稷，请诸臣立太子圉（yu），这就使得“晋人皆哭”。于是在阴饴甥回到王城后，才有了本文的问答。

　　晋惠公的态度，已经埋下了他与秦穆公无法真正和解、也是秦晋将继续为敌的伏笔。实际上他回国后，两家都未停止行动。晋惠公马上杀了亲秦的重臣，秦穆公也消灭了梁国。这梁国是夷吾逃亡避难的处所，也是太子圉母亲的娘家，得知这一信息，作为会盟后的晋国人质，太子圉就产生了逃跑回国的念头，并很快地付诸行动。他的逃走和继位后的作为，促使秦穆公下定了决心，辅助重耳！

　　秦晋韩原之战正值春秋诸侯争霸全面展开的时候，形势是瞬息万变。文中的人物，其命运也变幻莫测，对此，下面再作一简略的交待。

　　这一时期，郑庄公的霸业不复存在，齐桓公早已经成为各诸侯的首领；但是楚成王在中南独树一帜，扩展版图夯实了基础，军事上也和齐桓公能平分秋色；宋襄公虽说气力不济，只因为封爵最高，再满口仁义道德，就自命不凡想弄个头头当当，不过诸侯间认得的只是实力！没有人肯买宋襄公的账。齐桓公有楚成王掣肘，手就不能伸得太长，于是，西北的秦穆公在百里傒、蹇叔、孟明视的辅佐下，发展经济、精兵厉武，国力日渐强盛。在外交上，他安定周边诸侯小国，平剿作乱侵扰的诸戎少数民族武装，对于近邻晋国，则更是倾注了心血。晋武公统一后就撒手西去，其子晋献公平顺没有几年，便因家事纷争祸起萧墙。秦穆公因是女婿，在晋献公死后，即辅佐夷吾入主。俨然一派霸主形象。但晋惠公背信弃义反与秦为敌，最后导致韩原大战。经阴饴甥努力，晋惠公获释，两国缔结了盟约，晋惠公的儿子太子圉到秦国为人质。秦穆公仍然力求与晋的和平共处，就将宗室女子许配给姬圉，这就是怀赢——后来姬圉继位，称晋怀公，女为赢姓故称。但是姬圉却一直对秦囚惠公事耿耿于怀，他是偷偷逃回晋国的，怀赢作为妻子、女儿，决定不负任何一方，姬圉逃走时她没有声张，也拒绝同行，所以很得秦穆公赏识。晋怀公继位后决心铲除重耳，令跟随重耳的诸臣立即回国，否则灭其家族！晋国国内大开杀戒，秦穆公也下定了决心，从楚国招重耳。楚成王认定“楚远秦近，秦君贤，子其勉行”，礼送重耳到秦国。秦穆公将怀赢嫁给重耳，她因改嫁，以及重耳后来掌国成为晋文公，就改称文赢。秦穆公发兵送重耳入晋，杀晋怀公立重耳。阴饴甥即吕甥阴谋烧宫殿刺杀晋文公，文公得知后逃走，和秦穆公会于王城。阴饴甥引兵没能杀了晋文公，反被秦穆公所杀。

　　阴饴甥在这时奉命到秦国求和，实在是既理屈又尴尬。但是他在回答秦穆公的时候，阴饴甥巧妙地将国人分为“君子”、“小人”两部分，一正一反，既承认晋侯过错，向秦服罪；又表明晋国的士气不可轻侮，态度软硬兼施，不亢不卑，把话说的恰到好处。这个时候的他不但没有词穷，反而能振振有词地把秦穆公说服，以自己的庄重自持、气节凛然、才智纵横，既赢得了秦穆公的尊重与款待，又不辱使命，达到了营救自己国君的目的。这真是一篇饱含思想智慧的的外交辞令。阴饴甥的精彩辩词，让他的外交辞令可称典范。

　　大丈夫言而有信，一言九鼎。现代人早就认识到，信用是人们立身处事的原则，他们将狡狤视为人的恶习之一。本文正说明这个道理。

　　确实，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不得不使自己与社会兼容，而这纷纭复杂的社会包含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依靠种种社会规范来维系这些关系，使社会得到正常的健康发展。如果都像鲁君那样言而无信，这个社会也就不可能成为正常的有秩序的社会，人与之间就除了互相欺骗以外，不存在任何关系。因此，做人须讲信用，无论统治者或被统治者，都应明白这个道理，朝令夕改乃是社会不稳定的表现，尔虞我诈是人际关系淡漠的结果。但愿这种状况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