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颜延之《五君咏》中的第二首，歌咏的对象是魏晋间的名士嵇康。嵇康因曾作过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他是曹魏宗室的女婿，故于当时司马氏的政治集团抱不合作的态度。他虽崇尚老庄，喜言养生服食之事，但富于正义感和反抗性，曾勇敢地抨击虚伪的礼法与附炎趋势之士，最后被司马昭所杀。此诗就是通过对嵇氏不谐流俗的倔强性格的歌颂，表现了颜延之本人的人生态度。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两句是对嵇康个性的总述。嵇康不能与世俗之人和谐相处，他自己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说自己想学习阮籍的口不论人之过，“然未能及”，就说明了他禀性的刚直，又说自己“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都体现了他不谐流俗，孤高自傲的品格。又据《黄庭经》注中说，餐霞是神仙家的一种修炼方法，指在幻觉中感到日中五色流霞环绕，于是便蒋甘光流霞吞入口中，是一种得道的途径。诗中说嵇康天生具有成仙得道的禀性，自然已高出众人之上。《晋书》本传中说他：“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可知嵇氏本人重视自然的禀赋，以为这是得道的根本。

　　“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两句从“餐霞人”三字而来，说嵇康的学道求仙，“形解”就是“尸解”，指学仙者遗弃形体而羽化飞升。《文选》李善注中引顾恺之的《嵇康赞》云，南海太守鲍靓是个有道之士，东海徐宁师事之，徐宁半夜听到室内有美妙的琴声，很是奇怪，便跑去问鲍靓，鲍氏以为是嵇康在操琴，徐宁问道：“嵇康已被杀，何以还在这里？”鲍氏说：“叔度迹示终，而实尸解。”这就是所谓嵇康“形解”之说的依据。由“形解”而可以证明他已默然仙去。嵇康曾作《养生论》，专论修身养性，长生久视之道。孙绰的《嵇中散传》中说：“嵇康作《养生论》，入洛，京师谓之神人。”《晋书》本传上也说他以为“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都指出《养生论》一文是嵇氏的力作，这里所谓的“吐论”即指此。“凝神”二字语本《庄子》，如《逍遥游》中说：“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又《达生》中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凝神”即指精神达到宁静专一的境界。这里说由嵇康的《养生论》一文即可看出他的精神面貌与深厚的修养。

　　如果说“形解”二句主要是说嵇氏的学仙出世思想，那么“立俗迕流仪，寻山洽隐沦”二句则是说他处世的经历。嵇康是个桀骜不驯的人，对当时的政治黑暗深表不满，曾当面奚落过司马昭的心腹钟会，他在思想上非汤武而薄周孔，大异于世俗之人的见解。故诗中说他身在俗世却与流俗之见相背。史传上又载嵇康曾采药入山泽，乐而忘返，樵者见之，以为神人。又说他曾入山与隐士孙登、王烈等游，过往甚契，故此诗中说他居于山中能与隐者融洽相处。这两句表现了他与世俗相违而希企隐逸的思想祈尚。

　　“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两句则是对嵇氏遭诬被害的解释和总结。据《晋书·嵇康传》中说，嵇康得罪钟会，钟会就在晋文帝司马昭面前进谗道：“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又说康曾助毋丘俭，遂遭到杀戮。然可见当时已有人将嵇氏比作龙，《晋书·嵇康传》中还说“人以为龙章凤姿”。故颜延之也以鸾、龙比喻嵇氏，以为它们虽然时常受到摧残，但其不屈的本性却是任何人也不能使之驯服的。言外之意是说嵇康虽时时受人诋淇甚至惨遭杀身之祸，然其不受世俗束缚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这也正是他受害的真正原因。作者以此歌颂了嵇氏的人品精神，同时也表示了他本人不肯屈从世俗的个性。

　　颜延之的这组《五君咏》各诗在结构上相当严密而且一致。起二句为概述一人平生最重要之活动或思想核心如阮籍之韬晦隐沦，嵇康之不谐流俗，刘伶之寄情于酒，阮咸之高材美质，向秀之甘心淡泊，都于首二句中道出。后四句则叙述人物的主要行事与个性，往往取诸史传，择其典型，令人物的品行于数言之中揭出。最后两句则能在咏史的基础上翻出新意，以古证今，借古人之事而表现出自家怀抱。何焯评这组诗说：“既能自叙，仍不溢题。”就指它们能在紧扣论史题目的同时而自叙心迹，如此诗中“鸾翮”二句即表达了颜延之本人对人生与时事的态度。

　　这组诗的结构也颇类似于后来的律诗。首二句总领起势，后四句铺填，最后议论作结，含不尽之意在于言外。对于颜诗结构的精严前人也已道及，如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就指出了颜氏体裁上的明晰与缜密，《五君咏》便是极好的例证。

　　据《宋书·颜延之传》上说，延之初为步兵校尉，好酒疏放，不能苟合当朝权贵，见刘湛、殷景仁等大权独揽，意有不平，曾说道：“天下的事情当公开让天下人知道，一个人的智慧怎能承担呢？”辞意激昂，因而每每触犯当权者，刘湛等很忌恨他，在彭城王义康前诽谤他，于是令其出任永嘉太守，延之内心怨愤，遂作《五君咏》五首，分别歌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和向秀五人，这是第一首，咏阮籍。

　　阮籍曾做过步兵校尉，所以称他为阮步兵。他外表沉晦，而内心却具有清醒的认识，故诗的第一句就说：“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史传上说阮籍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臧否人物，有意地隐晦其踪迹，其实，他的识鉴精密，对于时事有极敏锐的洞察力。如曹爽辅政的时候，曾召他为参军，阮籍以疾辞，屏居田里，岁余而曹爽被诛，时人都佩服他的远见，这就足以说明阮籍的缄默与隐沦，只是为了远身避祸。

　　“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二句表现了阮籍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饮酒与作诗。《晋书》本传上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这里所举诸事都说明他以醉酒来避免是非与祸害，因而颜延之的诗中说阮籍沉湎于酒只是为了把自己的才识深自敛藏起来。这里的“照”，就是指其才华熠熠闪耀。阮籍既以醉态来掩饰才华，故云“埋照”，“沉醉似埋照”五字之中即将阮氏的许多行迹櫽括其中，揭示了他嗜酒狂饮的真正动机。“寓词”句指出了阮籍文学创作的特点，尤指他八十二首《咏怀诗》，其中阮籍大量地运用了比兴寄托和象征的手法，以隐晦的手法自表心迹，展现了他生活中的各种感慨。颜延之就说过“阮籍在晋文常虑祸患，故发此咏。”（《文选》李善注引）李善也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因而历代文人都以为阮籍的这组诗是托物咏志、寓讽于辞的典型之作，其中表现了他忧时悯乱的深沉哀思。颜延之对此有深切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早揭示出《咏怀诗》深意的人。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两句也是本于史传对阮籍生平事迹的概括，据《魏氏春秋》上说，阮籍少时曾游苏门山，苏门山有一位隐居的高士，阮籍前往与他“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然苏门先生却不与他交一言，阮籍于是对他长啸一声，清韵响亮，苏门先生只是淡淡地一笑，至阮籍下山后，只听到山间响起了一种像是凤凰鸣叫的声音，知是苏门先生的回答，这就是“长啸”句的本事。至于阮籍不受礼教束缚的故事也很多，据《世说新语》中说，阮籍的母亲去世后，裴楷前去吊丧，阮籍却还醉熏熏地披着头发箕踞在床上，裴坐在地下哭着吊唁一番以后就走了，有人问裴楷说：“凡是吊丧，主人哭后，客人才行礼。阮籍既然不哭，你为什么哭呢？”裴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又如阮籍的嫂嫂曾回娘家去，阮籍与她道别，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中这种事情颇受人非议，以为是不合礼法的，阮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故颜延之说阮籍能超越礼法，令众人惊异。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两句即解释阮籍为何口不臧否人物，对于时事不加评论的原因，因为时事已到了不可评论的地步，然而，他的感愤与不满却在穷途而哭的事实中表现出来，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中引《魏氏春秋》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经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这两句将阮籍不论当世人物与穷途而哭这两件典型的事例联系起来，指出了其中的内在的关系，遂揭示了阮氏的真正人格和对现实的态度。

　　这首诗虽然是咏历史人物的，然也寄寓了作者自身的怀抱，特别是在最后两句中，一种对时事不堪细论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据史载，颜延之也性喜饮酒，行为放达。他虽身经晋宋易代的沧桑而出仕新朝，然好肆意直言，于现实多所不满，故于此诗中他通过对阮籍的怀念而表达了自己郁郁不得意的情怀。

　　此诗运用了史传中关于阮籍的记载，择取了典型的事例，在短短四十字中将阮籍的一生刻画殆尽，并由此而表现出他的精神。其中点化史传之语入诗也能恰到好处，不落理路与言筌，自铸新词，却句句有本，可谓无一字无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