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笔下的山水诗有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把客观境界写得比较幽僻，而诗人的主观的心情则显得比较寂寞，甚至有时不免过于孤独，过于冷清，不带一点人间烟火气。这首《江雪》正是这样，诗人只用了二十个字，就描绘了一幅幽静寒冷的画面：在下着大雪的江面上，一叶小舟，一个老渔翁，独自在寒冷的江心垂钓。

　　诗人向读者展示的，是这样一些内容：天地之间是如此纯洁而寂静，一尘不染，万籁无声；渔翁的生活是如此清高，渔翁的性格是如此孤傲。其实，这正是柳宗元由于憎恨当时那个一天天在走下坡路的唐代社会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幻想境界，比起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人物，恐怕还要显得虚无缥缈，远离尘世。诗人所要具体描写的本极简单，不过是一条小船，一个穿蓑衣戴笠帽的老渔翁，在大雪的江面上钓鱼，如此而已。可是，为了突出主要的描写对象，诗人不惜用一半篇幅去描写它的背景，而且使这个背景尽量广大寥廓，几乎到了浩瀚无边的程度。背景越广大，主要的描写对象就越显得突出。

　　首先，诗人用“千山”、“万径”这两个词，目的是为了给下面两句的“孤舟”和“独钓”的画面作陪衬。没有“千”、“万”两字，下面的“孤”、“独”两字也就平淡无奇，没有什么感染力了。其次，山上的鸟飞，路上的人踪，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事，也是最一般化的形象。可是，诗人却把它们放在“千山”、“万径”的下面，再加上一个“绝”和一个“灭”字，这就把最常见的、最一般化的动态，一下子给变成极端的寂静、绝对的沉默，形成一种不平常的景象。因此，下面两句原来是属于静态的描写，由于摆在这种绝对幽静、绝对沉寂的背景之下，倒反而显得玲珑剔透，有了生气，在画面上浮动起来、活跃起来了。也可以这样说，前两句本来是陪衬的远景，照一般理解，只要勾勒个轮廓也就可以了，不必费很大气力去精雕细刻。可是，诗人却恰好不这样处理。这好像拍电影，用放大了多少倍的特写镜头，把属于背景范围的每一个角落都交代得、反映得一清二楚。写得越具体细致，就越显得概括夸张。而后面的两句，本来是诗人有心要突出描写的对象，结果却使用了远距离的镜头，反而把它缩小了多少倍，给读者一种空灵剔透、可见而不可即的感觉。只有这样写，才能表达作者所迫切希望展示给读者的那种摆脱世俗、超然物外的清高孤傲的思想感情。至于这种远距离感觉的形成，主要是作者把一个“雪”字放在全诗的最末尾，并且同“江”字连起来所产生的效果。

　　“雪”字笼罩全诗。“千山”、“万径”都是雪，才使得“鸟飞绝”、“人踪灭”。就连船篷上，渔翁的蓑笠上，当然也都是雪。可是作者并没有把这些景物同“雪”明显地联系在一起。相反，在这个画面里，只有江，只有江心。江，当然不会存雪，不会被雪盖住，而且即使雪下到江里，也立刻会变成水。然而作者却偏偏用了“寒江雪”三个字，把“江”和“雪”这两个关系最远的形象联系到一起，这就给人以一种比较空蒙、比较遥远、比较缩小了的感觉，这就形成了远距离的镜头。这就使得诗中主要描写的对象更集中、更灵巧、更突出。因为连江里都仿佛下满了雪，连不存雪的地方都充满了雪，这就把雪下得又大又密、又浓又厚的情形完全写出来了，把水天不分、上下苍茫一片的气氛也完全烘托出来了。至于上面再用一个“寒”字，固然是为了点明气候；但诗人的主观意图却是在想不动声色地写出渔翁的精神世界。试想，在这样一个寒冷寂静的环境里，那个老渔翁竟然不怕天冷，不怕雪大，忘掉了一切，专心地钓鱼，形体虽然孤独，性格却显得清高孤傲，甚至有点凛然不可侵犯似的。

　　这个被幻化了的、美化了的渔翁形象，实际正是柳宗元本人的思想感情的寄托和写照。由此可见，这“寒江雪”三字正是“画龙点睛”之笔，它把全诗前后两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不但形成了一幅凝炼概括的图景，也塑造了渔翁完整突出的形象。用具体而细致的手法来摹写背景，用远距离画面来描写主要形象；精雕细琢和极度的夸张概括，错综地统一在一首诗里，是这首山水小诗独有的艺术特色。

　　这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郭橐驼种树的事迹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

　　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

　　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

　　第一部分即是第一自然段，重点突出了永州之蛇的特点。

　　开头至“无御之者”，极力刻画出蛇的毒性异常，令人闻之色变。接下来至“杀三虫”写出了蛇的功用异常。而这也是造成永州捕蛇者命运悲剧的重要原因：封建统治者征集异蛇，每年征收两次，可以抵消应缴纳的租税。作者仅用“争奔走”三个字，就写出了永州百姓争先恐后、冒死捕蛇的情形。百姓惧怕原因即繁重的赋役。文章开篇即写毒蛇之害以衬托重赋苛政之害。捕蛇以抵赋，蒋氏之祖、父死在这上头，而蒋氏却甘愿干此差事，衬托出“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

　　第二部分从“有蒋氏者”到“又安敢毒邪”，是写捕蛇者自述悲惨遭遇，笔法曲折。是全文的重心。

　　先说蒋氏“专其利三世矣”，但这是以他祖父、父亲的死于非命和自己的九死一生为代价的，不能不说是一大讽刺。既然这样，好心的作者准备帮他解决困境。出人意料的是，蒋氏“大戚”，并“汪然出涕”，开始了沉痛的陈述。蒋氏的这番话大致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恢复他的赋役将会使他遭遇更大的不幸；二是蒋氏祖孙三代在这个地方居住长达六十年，亲眼看到同村的人因为缴纳赋税，背井离乡乃至十室九空，而只有自己因为捕蛇才得以侥幸生存下来；三是凶暴的官吏到乡下催租逼税时飞扬跋扈，到处叫嚣，到处骚扰，弄得鸡犬不宁；四是说自己愿意一年当中冒两次生命危险去换取其余时间的安乐。

　　作者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结尾一段说：“余闻而愈悲”，比听蒋氏讲一家人的苦难时更加悲痛了．想到自己过去对孔子所说说“苛政猛于虎”这句话还有所怀疑，现在从蒋氏所谈的情况看来，这话是可信的。谁知道赋税对人民的毒害竟比毒蛇还要严重呢！于是写了《捕蛇者说》这篇文章，为的是让那些观察民俗的人知道苛重的赋税给老百姓造成的灾难。

　　在全文这叙述边议论间或抒情的写法中，最后这一番议论．确实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果说“苛政猛于虎”强调的是一个“猛”字，那么本文就紧扣一个“毒”字，既写了蛇毒，又写了赋毒。并且以前者衬托后者。得出“赋敛之毒”甚于蛇毒的结论。

　　本文在写作手法方面，除了对比、衬托的大量运用及卒章点明主题外，对蒋氏这一个人物的描绘也是极富特色的。特别是他不愿意丢掉犯死捕蛇这一差使的大段申述，讲得是既有具体事实，又有确切数字；既有所闻所见，又有个人切身感受；既有祖祖辈辈的经历，又有此时此刻的想法；既讲述了自家人的不幸，又诉说了乡邻们的苦难：不仅使人看到了一幅统治者横征暴敛下的社会生活图景，也让人感到此人的音容体貌宛在眼前，有血有肉，生动传神。

　　全文处处运用对比：捕蛇者与纳税的对比， 捕蛇者的危险与纳税之沉重的对比，捕蛇者与不捕蛇者（蒋氏与乡邻）的对比——六十年来存亡的对比，悍吏来吾乡是我和乡邻受扰的情况，一年受死亡威胁的次数和即使死于捕蛇也已死于乡邻之后等情况。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赋敛毒于蛇”这一中心。

　　文章通过揭露永州百姓在封建官吏的横征暴敛下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有力得控诉了社会吏治的腐败，曲折得反映了自己坚持改革的愿望。

　　这首抒情诗，赋中有比，象中含兴，情景交融，凄楚动人。

　　一二句先写登楼的所见所感。“城上高楼”之“高” 字，显示出诗人一到柳州，就迫不及待地登上城楼远望友人之迫切心情。站得愈高，望得愈远，足见思之甚切。因为他们五人同遭迫害，命运休戚相关，友谊真挚，虽天各一方，但相思之情不能自已。“接大荒” 写眼之所见，是说柳州城周围都是荒凉偏远之地，写出他们谪所之艰苦。望到极处，海天相接，一片茫茫。一方面写出他们四人所贬之处都是近海之地，另一方面也暗示自己的 “愁思” 如同 “海天” 一样，茫茫不断。这是由实而虚的写法。

　　三四句“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写的是近处所见。惟其是近景，见得真切，故写得细致。就描绘风急雨骤的景象而言，这是“赋”笔，而赋中又兼有比兴。屈原《离骚》有云：“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又云：“擥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謇吾法大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在这里，芙蓉与薜荔，正象征着人格的美好与芳洁。登城楼而望近处，从所见者中特意拈出芙蓉与薜荔，显然是它们在暴风雨中的情状使诗人心灵颤悸。风而曰惊，雨而曰密，飐而曰乱，侵而曰斜，足见对客观事物又投射了诗人的感受。芙蓉出水，何碍于风，而惊风仍要乱飐；薜荔覆墙，雨本难侵，而密雨偏要斜侵。这不禁使诗人产生联想，愁思弥漫。在这里，景中之情，境中之意，赋中之比兴，有如水中着盐，不见痕迹。

　　五六句写远景。也是“赋”而兼有“比”、“兴”的。试看重重绵亘的叠嶂层林，这是西南地区风景的写实，岂不也象征顽固势力的层层包围禁锢么？江流的蜿蜒盘旋，岂不也联想到作者经历的人生道路与前途的曲折么？汉代司马迁《报任安书》说自己受刑之后“肠一日而九回”，形容心情抑郁之极;盛唐王之涣《登鹳雀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表现一种豪迈意气。本诗则更有发展。尽管岭树重遮，却由于登高望远，仍能逾越障碍，放眼千里，视线并未被遮住，这是从下句遥看九回江流的描写中得到答案的。尽管河道曲折，江水毕竟奔腾前进，这是从一个“流”字中可见分晓的。因此，两句反映作者遭遇许多阻碍与挫折，仍然怀着冲破牢笼的不屈不挠意志，精工的对偶中兼具沉郁与豪放之致，意境是深远的。

　　最后两句从前联生发而来，除表现关怀好友处境望而不见的惆怅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望而不见，自然想到互访或互通音问；而望陆路，则山岭重叠，望水路，则江流纡曲，不要说互访不易，即互通音讯，也十分困难。这就很自然地要归结到“音书滞一乡”。然而就这样结束，文情较浅，文气较直。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先用“共来百粤文身地”一垫，再用“犹自”一转，才归结到“音书滞一乡”，便收到了沉郁顿挫的艺术效果。而“共来”一句，既与首句中的“大荒”照应，又统摄题中的“柳州”与“漳、汀、封、连四州”。一同被贬谪于大荒之地，已经够痛心了，还彼此隔离，连音书都无法送到。余韵袅袅，余味无穷，而题中的“寄”字之神，也于此曲曲传出。可见诗人用笔之妙。

　　全诗用 “赋中之比” 的手法，通过对眼前景物的描写，托物寄兴，以 “惊风”、“密雨” 喻恶势力，意在抨击政敌; 以 “岭树” 重重，“江流” 回曲比远望之难和思念之苦，哀怨忧愁之情溢于言表，沉郁顿挫之感撼人心魄！

　　此篇作于永州（治今湖南永州）。作者所写的著名散文《永州八记》。于寄情山水的同时，略寓政治失意的孤愤。同样的意味，在他的山水小诗中也是存在的。而在艺术上，此诗尤为后人注目。宋苏东坡赞叹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奇趣”二字，的确抓住了此诗的艺术特色。此篇入选于《唐诗三百首》。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开头两句是说，渔翁晚上靠着西山歇宿，早上汲取清澈的湘水，以楚竹为柴做饭。首句就题从“夜”写起。首句的“西岩”即指《始得西山宴游记》的西山。首句还很平常；可第二句写到拂晓时就奇了。本来早起打水生火，也是再普通不过的寻常事。但“汲清湘”而“燃楚竹”，造语新奇，为读者所未闻。事实不过汲湘江之水，以枯竹为薪而已。不说汲“水”燃“竹”，而用“清湘”、“楚竹”借代，诗句的意蕴也就不一样了。犹如“炊金馔玉”给人侈靡的感觉一样。“汲清湘”而“燃楚竹”则有超凡绝俗的感觉，似乎象征着诗中人孤高的品格。可见造语“反常”能表现一种特殊情趣，也就是所谓“合道”。这两句写尽拂晓，读者从汲水的声响与燃竹的火光知道西岩下有一渔翁在。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这两句是说，太阳出来云雾散尽不见人影，摇橹的声音从碧绿的山水中传出。三、四句方写道“烟销日出”。按理此时人物该与读者见面，可是反而“不见人”，这也“反常”。然而随“烟销日出”，绿水青山顿现原貌。忽闻橹桨“欸乃一声”，原来人虽不见，却在山水之中。这又“合道”。这里的造语也是奇特：“烟销日出”与“山水绿”互为因果，与“不见人”则无干，“山水绿”与“欸乃一声”更不相干。但熟味这两句，“烟销日出不见人”能够传达出一种惊异感；而与青山绿水中间闻橹桨欸乃之声尤为悦耳怡情，山水也似乎为之绿得更可爱了。作者通过这样的奇趣，写出了一个清寥得有几分神秘的境界，隐隐传达出他那既孤高又不免寂寞的心境。所以又不是为奇趣而奇趣。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日出以后，画面更为开阔。此时渔船已进入中流，而回首骋目，只见山巅上正浮动着片片白云，好似无心无虑地前后相逐，诗境极是悠逸恬淡。对这一结尾苏东坡认为“虽不必亦可”，因而还引起一场争论，一时间，宋严羽、刘辰翁，明胡应麟、王世贞，清王士禛、沈德潜等人各呈己见，众说纷纭，但是他们的争论都局限在艺术趣味上，却没有深入体会柳宗元作此诗的处境和心情。柳宗元在诗文中，曾多次言及他被贬后沉重压抑的心绪，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他写道：“至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理想抱负和冷酷的现实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极度悲愤的情况下，他“但当把锄荷锸，决溪泉为圃以给茹，其隟则浚沟池，艺树木，行歌坐钓，望青天白云，以此为适。”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柳宗元表露得更明白：“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隟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可见他并非以一颗平静恬淡的心徜徉于山水之间，而是强求宽解，以图寻得慰藉。但是，正如他在《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中所叹的那样：“谪弃非隐沧，登陟非远郊”，事实上，他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脱，有时候，他因一山一水的遭遇而想及自己的不幸，于是不胜怅惘感慨，有时候他在登陟跋涉中意有所感，情不自禁地显露出不平和抗争，正因为如此，他更强烈地希求摆脱这种精神的压抑。所以，与其说《渔翁》以充满奇趣的景色表现出淡逸的情调，不如说更袒露了隐于其后的一颗火热不安的心。这是热烈的向往，是急切的追求，诗中显示的自由安适的生活情趣对于处在禁锢状态的诗人来说，实在是太珍贵太美好了。于是，在写下日出奇句之后，诗人不欲甘休，以更显露地一吐自己的心愿为快，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云无心以出岫”的句子，宕开诗境，作了这样的收尾。只有真正体会柳宗元的现实处境，才能理解他结句的用心。诗人自始至终表现渔翁和大自然的相契之情，不仅出于艺术表现的需要，同样体现着他对自由人生的渴求。这也说明，要深入领会一篇作品的艺术风格，常常离不开对作者思想感情的准确把握。

　　在这首诗中，那个在山青水绿之处自遣自歌、独往独来的“渔翁”，则含有作者自况的意味。主人公独来独往，突显出一种孤芳自赏的情绪，“不见人”、“回看天际”等语，又都流露出几分孤寂的情怀。

　　这首诗和《江雪》一样，都是寄托诗人自己的心情意趣的，不过《江雪》写的是静态，此诗却是一句一个场景，连续转换，流畅活泼，生动之至。两首诗一静一动，珠联璧合，完美无缺的把诗人所向往的那种遗世独立、回归自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自食其力、自得其乐的理想生活境界表现出来。应该可算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两篇杰作。

　　《黔之驴》是我国一篇著名的古典寓言。开头是这样写的：“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

　　作者首先从故事发生的地区环境写起。“黔”，是唐代当时一个行政区的名称，又叫黔中道，包括今天湖南西部、四川东南部、湖北西南部和贵州北部一带。这一带有什么特点呢？“无驴”，从来没有过驴子。这一特点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一特点，就不会出现后面老虎被驴一时迷惑的情节，因此也就不会发生后面这样的故事。“有好事者船载以入”，有一个没事找事的人用船运去了一头驴。这一句紧紧承接着“黔无驴”三个字而来，交代了寓言中的主要角色驴的来历——原来它是一个外来户。“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运到以后，派不上什么用场，就把它放养到山脚下。这两句不仅解释了为什么说运驴的人是一个“好事者”，而且也很巧妙地把这个“好事者”一笔撇开——因为他同后面的情节没有关系——从而为下文集中描写寓言中的主要角色准备了方便条件。

　　随着驴被“放山下”，到了一个具体的地方，寓言中的另一角色虎的出场就很自然了：

　　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

　　这一段主要写虎见到驴以后的心理状态。“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老虎看到这个又高又大的家伙，以为是什么神物。这是虎对驴的最初印象和认识。由于寓言一开头就交代了“黔无驴”，谁也没有见过，因此老虎少见多怪，产生这样的错觉是很自然的。于是，“蔽林间窥之”，它就躲藏到树林里，偷偷地盯着驴子。这里，一个“蔽”字，充分写出了老虎在“以为神”的认识基础上所产生的害怕心理；而一个“窥”字，又说明了作为兽中之王的老虎虽怕但并不甘心、亟想摸清对方底细的心理活动，从而孕育了后面情节的必然发展。“稍出近之”，后来老虎又慢慢走出来向驴靠近些。这是对老虎并不甘心、打算摸底的心理的进一步揭示。“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两句，不仅写出了老虎行动的连续和发展——由迅速离开驴子的“蔽”，到立定脚跟的“窥”，再到走出树林、走向驴子的“近”——而且初步地揭示了老虎一心要认识这个“庞然大物”的决心。不过这里的“近”，并不是说同驴已经靠得很近了，只是指略微缩短了一点同驴的距离罢了；因为这时老虎对驴还是“慭慭然莫相知”，小心谨慎，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怪物。“慭慭然”，谨慎害怕的样子。由于“莫相知”，自然“慭慭然”；而由于“慭慭然”，当然也就只能“稍出近之”了。这里“莫相知”三字，既有承上的作用，说明老虎产生“慭慭然”不安心理和采取“稍出近之”谨慎行动的原因；又有启下的作用，交代了后面情节演进的根据。“他日”，有一天。这是寄全于一的笔法，说明老虎为了改变自己“莫相知”的状况，对驴观察已经不止一天了。由此也可见其决心。然而认识并未取得进展，仍然停留在“以为神”的阶段。所以“驴一鸣”，驴子吼叫一声，“虎大骇，远遁”，老虎大吃一惊，逃得远远的。为什么要“远遁”呢？“以为且噬己也”，因为老虎认为驴子要吃掉自己，所以“甚恐”，非常恐惧。“以为且噬己也”，点明了“甚恐”的实质；而“甚恐”，又为老虎后来识破驴子的真面目得出“不过如此”的结论进行了铺垫。

　　这一节写老虎的心理活动虽然只是一个“怕”字，但时起时伏，非常生动。“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畏惧之心突然而起；“蔽林间”，可见害怕得还很厉害，纵是兽中之王，也不敢露面；“窥之”，虽害怕得很，但惊魂初定；“稍出近之”，说明畏惧心理已经明显减少，尽管仍然小心翼翼；“驴一鸣，虎大骇，远遁”，“甚恐”，畏惧之心又一下子达到了高潮。而所有这些变化又无不围绕着“以为神”的思想认识。

　　然而老虎“远遁”，会不会一走了之呢？如果这样，情节又将如何发展呢？我们不用担心，因为从虎一开始所表现出来的虽怕驴但并不甘心的心理活动来看，它是不会一走了之的。事实正是这样，虎不但没有逃之夭夭，而且很快就看穿了驴子的假象；不仅逐渐消除了畏驴之心，甚至慢慢产生了吃驴之意：

　　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

　　这一节主要写虎对驴认识的深入。“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然而通过来回观察，觉得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这是虎对驴“神”的形象怀疑的开始。这里的一个“然”字，非常有力，具有特殊的作用，不仅是语气的转折，而且也是虎由怕驴到逐渐认清驴的本质并最后把驴吃掉的整个情节的转折。“往来”，说明老虎的观察是多么细心和频繁。因而“觉无异能者”，并进而“益习其声”，对驴的吼叫声也逐渐习惯了。心理上的这一变化，必然导致行动上的更加大胆，于是，“又近出前后”，进一步到驴子的身前身后转来转去。注意，这里的“近”，比“稍出近之”的“近”，又进了一步，是逼近的意思，充分反映了老虎“觉无异能者”的心理。那么，既然认为驴子没有什么了不起，又为什么“终不敢搏”，始终不敢扑上去抓取它呢？这是因为老虎对驴的底细尚未彻底摸清的缘故。——虽然“觉无异能者”，但驴子的“无异能”，只不过是自己的主观感觉罢了，实际情况如何，谁又知道！一个“终”字，把老虎慎重对敌、不敢贸然行事的思想揭示得淋漓尽致；而一个“搏”字，又把老虎围绕驴子煞费苦心的全部目的披露无遗，从而为后面的吃驴情节作了伏笔。

　　这一节写虎“觉无异能者”的心理活动，尽管归结为“终不敢搏”，仍有怕的意味，但与开始的怕不仅有着程度上的不同，而且有着性质上的区别：以前的怕，是担心自己被对手吃掉的恐惧；怕，只不过是担心自己不能顺利吃掉对方的顾虑而已。所以，“终不敢搏”，既说明了老虎对驴的认识由“以为神”到“觉无异能者”的巨大进步，同时也说明了它对驴的彻底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那么后来，虎是怎样取得了对驴的彻底认识并终于消除了顾虑的呢？

　　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

　　这一节写虎对驴认识的最后完成。为了彻底摸清驴的底细，改变自己“终不敢搏”的心理，虎进行了一系列的试探活动。首先，“稍近”，慢慢靠拢驴子。注意，这里的“近”，比“近出前后”的“近”，又进了一步，说明虎已经非常贴近驴子了。“稍近”之后，“益狎”，越来越轻佻起来——这是对驴进行戏弄；进而又“荡倚冲冒”，摇摇它，靠着它，撞击它，甚至扒着它的脊背(“冒”，古代同衣帽的“帽”，覆盖的意思)——这是对驴进行挑逗。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虎一系列的挑衅性的行动，而且通过它得寸进尺、逐步发展的行动，还可以察知它大胆而谨慎、既藐视对方又重视敌手的思想。由“近出前后”的观察到“稍近”的试探，已经大胆了，但这毕竟只是距离的逼近；见对方没有反应，才进而由“稍近”的试探到“益狎”的戏弄，但这毕竟只是态度上的不恭；见对方仍然没有反应，最后才由态度上的“益狎”到动作上的“荡倚冲冒”。看到虎越来越无理和放肆，“驴不胜怒，蹄之”，驴再也压抑不住愤怒了，就踢了虎。这一下驴在虎的面前终于暴露了自己的全部秘密。所以，“虎因喜”，老虎因而非常高兴。显然，它是在为自己终于摸清了对手的老底——最大能耐不过一“蹄”而已——而在窃窃自喜。然而尽管如此，虎在下最后结论之前，还得要“计之”，在心里掂掇掂掇。掂掇什么呢？是不是对方还有更厉害的招儿没有使出来呢？想了想，不可能；因为自己对它“荡倚冲冒”，已经使它到了“不胜怒”的程度了，盛怒之下，不顾一切，哪里还能保留一手呢？一个“计”字，又一次有力地说明了虎对陌生之敌的格外重视。经过审慎地“计之”以后，才“曰：‘技止此耳’”，说：它的本领也不过这么一点点罢了。

　　到这里，虎已经把驴的本质彻底揭穿了。随着它对驴的认识的最后完成，“终不敢搏”的心理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因跳踉大阚，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于是虎大吼一声，腾空扑去，咬断了驴的喉咙，吃光了它的肉，心满意足而去。这一小节写驴终于葬身虎腹的下场，尽管情节非常简单，只有“吃驴”两字，但作者写起来并没有简单化。吃驴之前，先写虎“跳踉大”，大发威风，用足令百兽魂飞魄散的一吼一纵震摄住对方，让它乖乖就范；吃驴时，也不是一下子就“尽其肉”，而是先“断其喉”，击其要害，使其毙命，然后大嚼大吃，一啖而光。这样描写，既生动而具体，又说明了慎重对敌的老虎是多么机警和精明。

　　以上，是寓言的故事情节。介绍到这里，你有什么感想呢？你是否觉得黔驴可悲呢？然而它又可悲在什么地方呢？人们从这里应该获得什么教训呢？这些问题，也许你还未来得及考虑。那么，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作者的议论和感叹吧：

　　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这一节正面写作者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唉！形体庞大好像很有风度和德性，声音洪亮好像很有本事和能耐。这里，言外之意是说，形虽庞而无德，声虽宏而无能，徒有其表，名不副实，这是第一可悲之处。“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当初如果不拿出那么一点可怜的本领，虎虽然凶猛，但因疑虑、畏惧，始终不敢吃掉它。这里，言外之意是说，驴既不知自己无能，更不知敌手强大，轻举妄动，终于落了个被“断喉”“尽肉”的下场，这是第二可悲之处。以上，作者用言外之意的议论指出黔驴的可悲，虽然辛辣但还比较委婉；篇末用感叹指出它的可悲，就直截了当了：“今若是焉，悲夫！”如今是这样，真可悲！显然，“今若是焉”，正是指前面言外之意的两层议论，既包括“类有德”而没有德、“类有能”而没有能的意思，更包括“今出其技”、自取灭亡的意思。所以，作者发出“悲夫”的深沉长叹。

　　这篇寓言的题目叫“黔之驴”，然而通篇写驴的笔墨却很少，只有“庞然大物”“一鸣”“不胜怒，蹄之”等十多个字；相反，写虎的笔墨却非常之多，从开始的畏驴，到中间的察驴，再到最后的吃驴都写了。既有不断发展的行动的生动描写，更有不断变化的心理的细致刻画。因此，也许有的人要问：这是否有点“文不对题”呢？既然重点写虎，为什么不命题叫“黔之虎”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这篇寓言的主题是什么，作者创作这篇寓言的意图是什么。我们知道，《黔之驴》是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他因参加这一进步改革而被贬作永州司马时写的《三戒》中的一篇。所谓“三戒”，就是应该引起世人警戒的三件事。《黔之驴》就是以黔驴的可悲下场，警戒那些“不知推己之本”、毫无自知之明而必将自招祸患的人。联系作者的政治遭遇，讽刺当时无德无能而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外强中干的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上层人物，指出他们必然覆灭的下场，也就不能不是他的写作动机了。这一点，从寓言末尾作者的议论、感叹和《三戒》文前的小序当中都可以得到说明。显然，要想表现这样的主题思想，关键在于充分揭示黔驴的可悲下场；而黔驴覆灭的可信与否，关键又在于是否能够把虎写活。——这，也许就是作者为什么命题为“驴”而着意写虎的原因了。当然，如果把主题理解为对于任何事物，不应被表面现象迷惑，只要弄清其本质，认真对付，就一定能战而胜之，那么寓言自然就“文不对题”而应易之为“虎”了。应该说，这样理解，也未尝不可。但是必须明白，这是对寓言本意的引申和发挥，不是原作的本来意思。

　　然而，尽管用于驴的笔墨甚少，但是驴的形象依然极其鲜明。这当然一方面是由于借助虎的形象的有力衬托。因为虎的一切心理和行动都是围绕驴而产生和展开的，所以明写了虎的深谋谙练、谨慎精明，也就暗写了驴的麻木不仁、愚不可及，这样，驴的形象便在不写之中被写出来了。另一方面，这是由于描写驴的笔墨虽少却精、以寡胜多的缘故。“庞然大物”一语，由于作者没有把它处理成自己笔下的客观描写，而是作为老虎心目中的主观反映，这就很富讽刺意味，不仅明写了驴的外在形体，而且暗示了它的内在无能。“不胜怒，蹄之”五字，通过对驴的心理和行动的极其简略的交代，就把它在别人暗算面前的麻木和乖乖进入圈套的愚蠢揭示无遗。如果说在虎“荡倚冲冒”的时候，作者只用“蹄之”两字就写出了驴的愚蠢上当；那么，在虎“慭慭然，莫相知”的时候，作者只用“一鸣”两字就似乎写出了驴的虚荣和卖弄了。因为当时虎对驴并无任何妨害，所以驴让虎“大骇”“远遁”“甚恐”的“一鸣”之举，不是自我炫耀、借以吓人又是什么呢？人们都把驴作为愚蠢的代名词，看来同它在这篇寓言里的鲜明形象是不无关系的。

　　总之，柳宗元的《黔之驴》这篇寓言，笔法老到，造诣精深；既揭示了深刻的哲理，又塑造了生动的形象；不仅给人们以思想上的启示和教育，而且给人们以艺术上的享受和满足，难怪它千古传诵成为我国文苑里一朵永不凋谢的奇花。

　　这篇文章它的立意也好，布局也好，都和题目“始得”二字有密切关系。全文五次或明或暗点出“始得”之意。文章内容是写发现并且宴游的经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受。具体安排是，先写游西山的情形，再写游西山的经过和感受。这样文章自然而成两段。

　　第一段写始游西山时的心情及对西山景色总的评价：怪特。作者自称为“僇人”，即有罪之人。用“恒惴僳”（常常惊恐不安）三字概括自己被贬后的心情。这三个字既是作者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又同下文游西山时陶醉一于自然美的欣喜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开头，包含了许许多多长久积压在内心的悲愤心情，当然其中就有一种无声的抗议。自己是这样一种罪人的特殊身份，柳氏自被贬永州，时时感到屈辱、压抑，政治上失败，才华得不到施展，平生的抱负无法实现，于郁闷痛苦之中，处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处境里，怀有这样的心情，因此当他游山玩水的时候，那种感受自然同那些风流闲雅的士大夫很不相同。他是要在游览中，排解内心的忧愤，在游览中忘却现实处境，想在精神上寻找某种寄托。因此，这个开头也是他游山玩水的缘由。首先写行动，在“行”“游”两个动词前面，作者故意用了“施施”“慢慢”两个重叠的形容词。“施施”“慢慢”，是漫步走着的样子，漫不经心的外在动作。通过外在动作的描写，实际上表现了作者在游览的时候，一种寂寞、愁闷的、无可无不可的精神状态。“日与其徒······无远不到”写始游西山前之所见，“到则披草而坐······起而归”写当时之所为和所感。“意有所极，梦亦同趣”—意想中所到的境界，做梦也走到这种境界，这句话透露了作者表面上似乎沉醉于山林美酒之中，实际上内心深处的郁闷并未得到排解。暂时得不到施展的抱负仍然是梦寐以求，他希图借游乐饮酒以求忘优的目的没有达到。

　　“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这几句说，我自以为永州的山水凡有点特别形态的，都被我游遍了，却从来不知道西山的奇特和怪异。而且这里“怪特”二字，又概括了西山的情态。作者之前没有看到西山、游览西山，所以说“未始知西山怪特”。这是从反面来扣住题目里“始得”二字。简洁的几笔，小结了作者游西山前的感受，以及发现西山景色怪特时的欣喜，承上启下，自然地引出下文。

　　第二段正面写游西山的情景，这段文字紧紧围绕着“始”字展开。九月的一天，他坐在法华寺西亭上，远望西山，“始指异之”。西山之“异”吸引着他，于是命仆人带路，渡过湘江，沿着染澳，砍伐灌木杂草，焚烧枯落草叶，披荆斩棘，一直攀登到西山的最高处。居高临下，放眼远望，‘数州之土壤皆在衽之下”。下面一段用反衬的方法描写西山之高：“岈然洼然”，是颇为形象的摹状；“若垤若穴”，是十分贴切的比喻。用“尺寸”和“千里”构成强烈对照，干里以内的景物，仿佛容纳于尺寸之幅内，都聚拢在眼底。再向四周望去，“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身边青烟白云缭绕，仿佛同天空连为一体，无论朝哪个方向望去，景色都是这徉。这绘声绘色的描写使读者也好像身临其境。有了这种亲身的体验，然后始知“是山之特立”，和那些小土山不能同日而语。

　　面对眼前奇异的景观，作者胸怀顿觉开阔。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油然而生：广大得如同浩气看不到它的边际。欣喜满意地同天地交游而设有尽期。于是“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以至于暮色降临也浑然不觉，仍不愿归去。此时作者觉得自己的心似乎己凝结，形体似乎已消散，他整个儿地同不停地运动变化着的万物融合在一起，达到了物我合而为一的忘我境界。然后才明白以前自以为“无远不到”“皆我有也”，其实并未真正游过，真正的游赏应是从“始得西山”才开始。作者这个体验十分宝贵，是他精神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的表现，他从政治的失败，被贬滴的一度消沉，开始解脱出来，看到了希望，找到了出路。这是他始游西山的最大收获。因此他写了这篇游记。最后说明游览时间。

　　这篇游记语言清丽，结构完整，景和情完全融为一体，写景重在写意抒情深沉而含蓄。

　　此诗表现了作者对故乡的深切思念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作者被贬谪的愤慨不平之意。前两句以剑喻山峰，谓其割人愁肠，“割”字照应上句“剑铓”的比喻，突出作者愁苦之深；后两句由峭拔似剑铓的群峰进一步产生出一个奇特的幻想，期望身化千亿，散上诸峰以望故乡。全诗因景生情，融情入景，想象奇特，比喻新颖，作者谪居的愁苦与望乡的悲哀在短短二十八字里表达得深挚感人，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诗的第一句是写登览所见的景色，广西独特的风光之一是奇特突兀的山峰。苏轼说：“仆自东武适文登，并行数日。道旁诸峰，真如剑铓。诵子厚诗，知海山多奇峰也。”（《东坡题跋·书柳子厚诗》）可见“海畔尖山似剑芒”，首先是写实，是贴切的形容。不仅仅是形容，同时又是引起下句奇特的联想的巧妙的设喻。剑芒似的尖山，这一惊心动魄的形象，对荒远之地的逐客，真有刺人心肠的感觉。

　　自永贞革新失败，“二王八司马事件”接踵而来，革新运动的骨干均被贬在边远之地。十年后，这批人有的已死贬所。除一人先行起用，余下四人与柳宗元被例召回京，又被复出为边远地区刺史。残酷的政治迫害，边地环境的荒远险恶，使他有“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的感喟。回不到京国，不由他不想念它和那里的亲友。他曾写过“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的诗句，这与此诗的“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都是触景生情，因景托喻，有异曲同工之妙。“割愁肠”一语，是根据“似剑芒”的比喻而来，由山形产生的联想。

　　三、四句则由“尖山”进一步生出一个离奇的想象。前面已谈到，广西的山水别具风格，多山峰；山峰又多拔地而起，不相联属。韩愈诗云“山如碧玉簪”即由山形设喻。登高远望时，无数山峰就像无数巨大的石人，伫立凝望远方。由于主观感情的强烈作用，在诗人眼中，这每一个山峰都是他自己的化身（“散向”一作“散作”亦通）。又使他感到自己只有一双眼睛眺望京国与故乡，是不能表达内心渴望于万一，而这成千的山峰，山山都可远望故乡，于是他突生奇想，希望得到一个分身法，将一身化作万万千千身，每个峰头站上一个，庶几可以表达出强烈的心愿。这个想象非常奇妙，它不但准确传达了诗人的眷念故乡亲友的真挚感情，而且不落窠臼。它虽然离奇，却又是从实感中产生，有真实生活基础，不是凭空构想，所以读来感人。

　　此诗与《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一样，都是寄怀之作，通过登临所见，触景伤情，抒发怀念友人和故乡之情，只是在表现形式和手法上有所不同。《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是七律，诗中托景抒怀，曲折传情，意在言外。这首诗是七绝，诗中熔情入景，用浅显的语言来描写内心中隐情，表现得鲜明突出。二诗异曲同工，各臻其妙。

　　这首诗中诗人跳动飞溅的情感波澜无法抑制，恰如“山洪陡发，瀑布奔流”，奔迸而出，因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首诗是柳宗元贬官永州时在愚溪之畔筑屋而居时的作品。

　　诗人被贬谪永州，应该是有满腹牢骚的，却在诗的开头将其称为幸事：“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诗人认为他长久地为在朝中做官所累，幸亏贬谪南来这荒夷之地，可以让他过上闲适的生活。此两句正话反说，将不幸之事说成是幸事，表达了对朝中当权派的不满。

　　“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这四句是强调在此生活的闲适之情。闲暇时与种菜的老农为邻，有时还真像是在山林隐居的人。一大早带着露水就去锄草，晚上乘船沿着溪水前进。“闲依”表现作者的闲散之态， “偶似”是故作放旷之语，自我安慰。柳宗元少有才名，胸怀大志，可是仕途不顺，一再遭贬。这次更是被贬永州，远离长安。他满腔的热情得不到施展的空间，有志而不得伸，有才而不被重用。于是，在此贬所，只好强写欢愉，故作闲适，称自己对被贬感到庆幸，假装很喜欢这种安逸舒适的生活。

　　“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有时整日独来独往碰不见一个行人，于是放声高歌，声音久久地回荡在沟谷碧空之中，多么清越空旷。这闲适潇洒的生活，让诗人仿佛对自己的不幸遭贬无所萦怀，心胸旷达开朗。这里诗人看似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毕竟也太孤独了。这两句恰恰透露出诗人是强作闲适，无人问津时自娱自乐，也只是一种无奈的调侃。

　　这首诗表面上写溪居生活的闲适，然而字里行间隐含着孤独的忧愤。“来往不逢人”句，看似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毕竟也太孤独了。这里也透露出诗人是强作闲适。这首诗的韵味也就在这地方。清沈德潜说，“愚溪诸咏，处连蹇困厄之境，发清夷淡泊之音，不怨而怨，怨而不怨，行间言外，时或遇之。”这段议论是很有见地的。全诗清丽简练，含蓄深沉，意在言外，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