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写重到古驿舍所见，地属人迹罕至之“闲坊”，驿是荒凉陈旧的“古驿”。颔联写此行的心理感受，这里用了鲲化为鹏和丁令威化鹤归乡两个典故。颈联紧承“鲲自化”“鹤仍归”而来。写此日追寻旧迹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感慨。尾联写壁间题诗旧迹，以“暗尘”“残墨”回应首联“闲坊古驿”“空堂”。这首诗运用典故，抒情气氛凝重，感情沉郁而强烈。

　　大概，驿舍也因官职大小而异。他住的这个地方显然不是大僚下榻的处所。地属僻静“闲坊”，驿是陈旧“古驿”，门虽“朱扉”却又常“掩”，客厅是荡荡“空堂”，诗一开头便仿佛把读者带进一个古寺，一种荒凉幽寂的气氛扑面而来。客衣初解，四观寂寥，不由人想起这些年的宦海浮沉，于是带出次联，写此行的心情感受。“鲲自化”用《庄子·逍遥游》鲲化为鹏故事，喻指不少得志者飞黄腾达，官运亨通，但他们扶摇宜上，与我本不相干；“鹤仍归”用《搜神后记》中丁令威成仙后化鹤归来的故事，一方面切自己此日旧地重来，一方面有物是人非之叹。这一联用的两个典故，格言升沉异势，深寓感慨。

　　三联紧承“仍归”，写此日追寻旧迹的行动。故地重游，驿中庭院已经起了变化。那片竹子比过去长得更多了，那株古松比过去长得更粗大了。竹子，他是一根根数过的；古松，他是解下腰带量过的：这哪里是在数竹、量松，他分明是在思量这些年闲抛的岁月，分明是在寻找这些年往来奔波的脚印阿I竹增松长，岁月如流。可见这数竹量松看似悠闲的动作中，实含有无穷感慨，万种凄惶。陆游当初入蜀，来到宋、金对峙的南郑前线，满环恢复壮志。他曾一再代王炎划进取长安、恢复中原之策，也曾“华灯纵博，雕鞍驰射”，短衣刺虎，那意气何等豪纵。谁知不久王炎内召，他也改官成都，恢复大志，初既不行于江淮，今复受阻于西北。一番心事，都付东流；几多岁月，磋陀以尽。今日故地重来，数竹量松而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叹，那感情是十分深沉复杂的。哪里去追寻流逝了的岁月，哪里去寻觅失去了的心。诗人在彷徨，在摩挲，突然，他发现了。

　　“惟有壁间诗句在，暗尘残墨两依依” 这诗句题在壁上，字迹漫漶，蛛网尘封，尚依稀可以辨认。这壁上的诗句，留下了往日的雪泥鸿爪，也记下了当时的激烈壮怀。抚今追昔，他怎能不心事万千结联“暗尘”“残墨”，回应起句“闲坊古驿”，首尾回环，加深了全诗的怀往感旧之情。“依依”叠字收篇，声情缭绕，更留下无穷的酸楚，不尽的沉思，供人品味。

　　这首诗，气氛沉重，感情抑郁而强烈。从一起的“闲”、“古”、“掩”、“空”诸字，宜员结尾的“暗尘”、“残墨”，始终幽暗凄冷。客之孤独与堂之空旷的映衬，化鹤故事神幻色彩的渲染，数竹量松，摩挲残墨的行动，凡此种种，使气氛显得沉闷低徊，给人一种压抑之感。从感情看，全诗神完气厚，沉痛深婉。而独具机杼的是：全诗无一字明说“情”，其意象却又处处含有深沉强烈的感情。比如说，以“闲坊古驿”寓天涯落拓，以鲲鹤变化概人事升沉，以竹松寄岁月不居，以残墨追怀往昔，个人的心迹，时代的风雨，都涵蕴其中，因此获得摧抑人心之力。至于中二联的对仗工绝，犹其余事。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说，陆游七律中的佳者“著句既遒，全体亦警拔相称。盖忠愤所结，志至气从，非复寻常意兴”。他评断陆诗，从思想感情的诚挚深厚出发以探求其兴会风格，可谓于超牡骊黄之外，独具真赏。

　　词人看到《华山图》中的华山巍峨屹立，瑰奇险峻，雄峙于北方大地，不禁浮想联翩，热血沸腾。宋室丧国之耻，山河破碎之悲，顿时涌上心头，题写了本篇。上片简练概括地写出了北宋所遭受的丧权辱国的大事。下片抒发壮志难酬的愤懑心情。

　　上片简练概括地写出了北宋所遭受的丧权辱国的大事。“中原”二句，写1141年（绍兴十一年）12月，宋高宗赵构听信秦桧谗言，同意求和，与金商定割让京西唐、邓二州及陕西南、秦二州之半给金，双方以大散关为界。陕西大部沦于敌手，仅余四州，华山亦蒙胡尘。这是使三川（今河南省黄河以南、灵宝以东伊、洛流域及北汝河上游地区一带）震动的奇耻大辱。结果自古以来作为三秦地区天然屏障的雄关险岭就失去作用，无异于化为灰烬，“关辅”一句即是指此。“泪尽两河”二句，指1130年（宋高宗建炎四年），金人攻陷南宋两河地区（河北、河东）一事，曾为保卫这一带浴血奋战的抗金志士莫不痛哭流涕，这又是一件令人悲愤不已的奇耻大辱。把恢复、中兴当作自己毕生事业的词人当然更是痛彻心肺。

　　下片抒发壮志难酬的愤懑心情。投降派当权，残酷迫害和打击主战派，词人也屡遭排挤，闲置在家，岁月蹉跎，青丝成霜。昔日的英雄，壮志消磨，而收复大业，仍然无人过问，沦于敌手的千仞华山，依然难以回归。词人看到华山图，怎能不满腔激愤呢？

　　全篇抒发了词人对宋室沦亡的悲叹和对收复失地的企盼，同时也表达了对统治者麻木不仁的气愤和英雄失路的苦闷。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洋溢着献身的报国激情，是豪放词中的一支奇葩。

　　此诗作于升之宫学秩满之时，在绍兴二十一、二年间，时陆游居山阴。

　　钱仲联详注仲高身世，大略云：仲高，陆游从兄陆升之也。绍兴十八年（戊辰）进士，其人阿附秦桧，谄事桧党两浙转运使兼临安知府曹泳。泳为政凶酷，缙绅畏之如鬼蜮。时升之为右通直郎，与右承务郎李孟坚亲善。孟坚之父光私撰国史，语涉朝政，或多讪谤褒贬。孟坚以秘事告之，升之发之以告泳，泳检举於朝，光故得罪。後桧死，泳被贬窜新州，升之坐为秦党亦被黜。“临分出苦语，不敢计从违”一句，深有规劝之意。

　　此诗直白无碍，意思不必过多解释，仲高时往投丞相秦桧门下，故陆游在此诗中予以规儆。“道义无今古，功名有是非”，道义是不分古今的，但凡稍有智识、操守的人都应遵守，然而功名却很难说了。当逢有道之世，求取功名而不悖于道义，或说功名与道义体现为一致性时，自当努力追取。这正是儒家传统的积极用世思想。历数中国古代士人，但凡事业有成者莫不类此，国旺家兴，名垂后世，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统实现。但这样的世道，泱泱中华、上下五千载也只是凤毛麟角，因此多是一种理想状态。而遭逢乱世，帝王昏聩、奸佞当道，功名与道义则体现为对立的关系，这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则是一种常态。士人往往有两类选择：一是舍道义而就功名。陆仲高年轻时正是走了这样一条路。绍兴二十年（1150），陆仲高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之后阿附秦桧，以告发秦桧政敌李光作私史事（仲高为李光侄婿），擢大宗正丞。显然这样的一种选择很为时人所不耻，陆游在此诗中也正是劝他不如请求退职。另一种选择是坚决维护道义，至少是维护心中的道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