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

　　在群芳斗艳的花季里，被誉为国色天香的牡丹花总是姗姗开迟，待到牡丹占断春光的时候，一春花事已经将到尽期。历代多愁善感的诗人，对于伤春惜花的题材总是百咏不厌。而白居易《惜牡丹花二首》却在无数惜花诗中别具一格。人们向来在花落之后才知惜花，这组诗第一首却一反常情，却由鲜花盛开之时想到红衰香褪之日，以“把火”照花的新鲜立意表现了对牡丹的无限怜惜，寄寓了岁月流逝、青春难驻的深沉感慨。

　　全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但文气跌宕回环，语意层层深入。首句开门见山，点出题意：“惆怅阶前红牡丹”，淡淡一笔，诗人的愁思，庭院的雅致，牡丹的红艳，都已历历分明。“惆怅”二字起得突兀，造成牡丹花似已开败的错觉，立即将读者引入惜花的惆怅气氛之中。第二句却将语意一转：“晚来唯有两枝残。”强调到晚来只有两枝残败，读者才知道满院牡丹花还开得正盛。“唯有”、“两枝”，语气肯定，数字确切，足见诗人赏花之细心，只有将花枝都认真数过，才能得出这样精确的结论，而“唯有”如此精细，才见出诗人惜花之情深。这两句自然朴质，不加雕饰，仅用跌宕起伏的语气造成一种写意的效果，通过惜花的心理描绘表现诗人黄昏时分在花下流连忘返的情景，情笃而意深。

　　既然满院牡丹只有两枝残败，似乎不必如此惆怅，然而一叶知秋，何况那还是两枝。诗人从两枝残花看到了春将归去的消息，他的担心并非多余。“明朝风起应吹尽”，语气又是一转，从想象中进一步写出惜花之情。明朝或许未必起风，“应”字也说明这只是诗人的忧虑。但天有不测风云，已经开到极盛的花朵随时都会遭到风雨的摧残。一旦风起，“寂寞萎红低向雨，离披破艳散随风”，那种凄凉冷落实在使诗人情不能堪。但是诗人纵有万般惜花之情，他也不能拖住春天归去的脚步，更不能阻止突如其来的风雨。古人说过：“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古诗十九首》）那么，趁着花儿尚未被风吹尽，夜里起来把火看花，也等于延长了花儿的生命。何况在摇曳的火光映照下，将要衰谢的牡丹越发红得浓艳迷人，那种美丽而令人伤感的情景又自有白天所领略不到的风味。全篇诗意几经转折，诗人怜花爱花的一片痴情已经抒发得淋漓尽致，至于花残之后诗人的心情又会如何，读者也就不难体味了。

　　第二首诗自注说是写在“新昌窦给事宅南亭花下”。两首诗的题材完全一样的，都是“惜”牡丹花，但是切入的角度却又有所不同，前一首“晚来唯有两枝残”，是硕果尚存，而这一首却已是败蕊残花，一片狼藉，看上去简直有点惨不忍睹了。诗是这样开头的：“寂寞萎红低向雨，离披破艳散随风。”当牡丹盛开之时，当然不会被冷落，可是一旦花期过后，真的到了花萼低垂、冷雨萧瑟、花瓣飘落、随风飞散之际，就不会有人前来赞赏她曾有的富贵妩媚，或者关注她如今的凄凉处境。白居易用两个字“寂寞”，一语中的地道出了这其间的不幸。前一首以“惆怅”领起，说的是白居易惜花的无奈感受，这一首用“寂寞”开篇，点出了落花的冷落处境。这是一种真正护花使者才会有的境界，而绝不是那些附庸风雅、追随时髦者所能想象和体会的。咏物诗写到这个份上，其实已经是在借咏物而言志了，也许世界上什么时候都不会缺少锦上添花的善行，可是真正需要的却往往是无人喝采的雪中送炭呀。

　　接下来的两句诗，“晴明落地犹惆怅，何况飘零泥土中。”具体细微地刻画了风雨过后落红满地的景象，用的是一种欲擒故纵、欲说还休的表现手法，极尽强调、渲染之能事。先说哪怕在是风和日丽的情况下，开败的牡丹随风飘落也会令人感到无比惆怅，进而强调眼前所见，当初在枝头上或含苞待放，或笑靥迎人的花瓣已经不但开败，“何况”又纷纷“飘零”在风雨过后的“泥土中”，那种惨状，那份凄凉，只要是有一分爱花的心思，哪怕是石头人见了也要落泪了，更不要说白居易面对此景又该做何感想了，这实在是他无从表达也不忍明说的。诗歌也就在这种让人不忍卒读的情绪中，黯然而止了。

　　白居易此组诗一出，引起后人争相模仿，李商隐的《花下醉》：“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在残花萎红中寄托人去筵空的伤感，比白居易的诗写得更加秾丽含蓄，情调也更凄艳迷惘。而在豁达开朗的苏轼笔下，与高烛相对的花儿则像浓妆艳抹的美女一样娇懒动人：“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海棠》）惜花的惆怅已经消融在诗人优雅风趣的情致之中。这两首诗历来更为人们所称道，但后人艺术上的成功是由于撷取了前人构思的精英，因此，当读者陶醉在李商隐、苏轼所创造的优美意境之中的时候，也不应当忘记白居易以烛光照亮了后人思路的功劳。

　　赏析此诗的内容，要能够透过双燕辛劳抚育幼燕的经过，深刻体会父母的养育之恩。

　　借鉴此诗的表达技巧，要准确知道诗中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比如，绘声——索食声孜孜，借代——黄口，对比——母瘦雏渐肥，对偶——喃喃教言语，一一刷毛衣，拟人——声尽呼不归，呼告——燕燕尔勿悲。

　　雌与雄为叟，四儿为爱子。

　　白居易的讽喻诗，善于运用变化万端的比兴手法，塑造各种真实的受迫害者的艺术形象，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统治者的暴政和不合理现象，因而这些诗不少成为反映现实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名篇，《李都尉古剑》就是其中一首十分出色的咏物诗。这首诗所运用的比兴手法是很高明的，通篇只借用一把李都尉古剑作为描写对象，但每一个字都是作者自身的写照，意思极为明确，虽然着墨不多，而出语却纡徐委婉，具有无穷转折之妙，耐人寻思。

　　从结构上看，这首诗可分三个层次。从开始至“ 秋水澄不流”八句主要是表现古剑外表的不同凡俗。首句写“古剑寒黯黯，铸来几千秋”，是用“寒黯黯”三字描绘古剑寒光闪闪，灼烁不定的形态，刻画剑的不凡，不从剑的锋利入手，而仅表现其剑光闪。

　　烁不定，正是该诗的高明之处，未睹剑先见其寒光凛凛，足以说明这是一柄锋利无比的宝剑。“几千秋”上承“古剑”的“古”字，古而且利，则此剑为至宝就毫无疑问了。为了进一步渲染这柄宝剑，诗人进一步写道：“白光纳日月，紫气排斗牛。”据王嘉《拾遗记》载，越王勾践曾以白牛白马祀昆吾山神，采金铸之，以成八剑。其一名为掩日，用其指日，日光尽暗。其三曰转魄，指月则蟾兔为之倒转。诗人借用这个典故，极力夸张表现宝剑的非同凡俗之处。这四句是从诗人的角度描绘宝剑的不凡，为了印证自己的看法，下面四句又用旁观者的评价加以证实。客人看到宝剑“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东汉袁康《越绝书》：“太阿剑，视之如秋水。”用秋水形容剑光，由来已久。诗歌继描绘古剑“寒黯黯，可以“纳日月”、“ 排斗牛”之后，又以“湛然秋水”形容，更进一步表现古剑的威光四射，非同一般。因此客人有观之者，即使很喜欢它，也不得不自叹是凡夫俗子，不敢奢望得到它，还是让这把古剑去完成其应有的使命吧。

　　接下来则是描写古剑的卓越品质。它不仅剑光闪烁，锋利无比，具有华美的外表，而且品质端正，也非平常刀剑可比。“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说明它的纯度和硬度都是无与伦比的。这并非夸张，因为它“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宝剑乃百炼成钢，其刚强之性，不能使它变成软弱，犹如士之可杀而不可辱，极力表现其质地坚硬。西晋诗人刘琨《重赠卢谌》诗：“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里是反用其意，表现出古剑刚硬，不能化柔，不屈从外力的品质。但是，一旦有用武之地，它也会毫不犹豫地上前拼杀。正所谓“愿快直士心，将斩佞臣头”，它愿意刚直之士高兴，去斩断奸臣的头颅。它愿意充当杀伐谄佞的先锋，为国为民除掉奸邪。这几句诗乃以咏物而喻志，表现了诗人当时的刚直之性、浩然之气及欲为朝廷荡涤污秽、铲除奸邪的抱负，铿锵有力，正气凛然。“不愿报小怨，夜半刺私仇”，至于区区个人恩怨就不是宝剑所乐于效命的了，它不屑于做那些需要半夜行动，见不得人的丑事。这一段从宝剑的精纯无比和愿斩佞臣两方面揭示出宝剑的内在品质，它比漂亮的外表，凛凛的寒光更重要，更能展现出古剑之所以为至宝的本质所在。

　　最后两句点明此诗的主旨，也是白居易“卒章显其志”方法成功的运用。“劝君慎所用，无作神兵羞”的意思是说：这样锋利的兵器，应该使用在最恰当的地方，不要玷辱了我“神兵”的光辉称号。

　　这也就是告诫包括自己在内的谏官们，应该不怕得罪权贵，去弹奏国家大事；而不应该只议论一些无关重要的小事，来敷衍塞责。

　　此诗是通过表现一把宝剑的不同凡俗及其优秀品质，借以塑造一个刚正不阿、以国家大局为重，不计个人恩怨的重臣和谏官的形象。此时诗人身为左拾遗，自然也有表明自己作为谏官的正直态度之意。然而，诗的主旨并没有明白直接地说出来，而是紧紧扣住宝剑的特征来表现，全诗没有一句话不是围绕着这把古剑写的，每一句都从不同的角度刻画古剑的超凡和刚直不阿。咏剑与赞人，自然融合为一。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赞屈原说：“其志洁，故其称物也芳。”反之，人们也形成这样一种心理，即因其称物芳，故其吉洁。

　　比喻新颖，精用典故，妥帖自然，不着痕迹，也是这首诗的鲜明特点。诸如“白光纳日月，紫气排斗牛”、“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愿快直士心，将斩佞臣头”都有化用前人诗语之处。这些典故，加强了诗的形象性，使诗句内涵更深刻、丰富。

　　公元810年（元和五年），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因得罪了权贵，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元稹在江陵期间，写了五首《放言》诗来表示他的心情：“死是老闲生也得，拟将何事奈吾何。”“两回左降须知命，数度登朝何处荣”。过了五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时元稹已转任通州司马，闻讯后写下了充满深情的诗篇《闻乐天授江州司马》。白居易在贬官途中，风吹浪激，感慨万千，也写下五首《放言》诗来奉和。此诗为第二首，诗主要讲祸福得失的转化。

　　这首诗包含了矛盾转化的朴素辩证观点。应该指出的是，矛盾的互相转化是有一定条件的，没有一定条件，是不可能发生或实现转化的。诗中所讲的《塞翁失马》的故事就是这样。塞翁的马失而复还，而且还带回一匹好马，这是福；但是后来，其子骑马又摔坏了腿，福于是变成了祸。其中，这个儿子去骑马，或是由于事先没有做好安全措施，或是由于他的骑术不高明，摔下马来，这就是其福转化为祸的条件。而“马失应无折足忧”的说法，只讲转化，忽略了转化的条件，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是不足取的。当然，这是诗句，不可能讲得那样细致，后人是不能苛求于古人的。

　　该诗首联叙述下天竺寺与中天竺寺的历史关系；颔联与颈联描述禅师修行之处的风景；尾联阐述禅师的平常道行，随缘真心。全诗浑然天成，禅韵缭绕。

　　首联写禅寺缘起。一寺分为两寺，而两山相近，进了此山，也就等于进了彼山。

　　颔联接着细写两寺、两山方位关系，写东西南北相连相近，从流动的云、水写起，正是最好不过，而妙语如珠，一气读来，也恰如行云流水。

　　颈联仍写两寺关系，而“前台”“后台”“钟声”，已带出第七句“行道处”。前已写尽南北东西，接着又写前后上下，圆转玲珑，无所不到，读来应接不暇。句式与首联固是不同，与颔联也是同中有异，并不犯复，而写花则从后视前，写声则从上到下，丝毫不乱。这六句诗，对仗工整，连续使用叠字，诗味回环。东西南北前后上下，顿拓无限空间，生出十方无界的超然感觉。尤其是颔联与颈联，包含了方位只是相对成立的观点。东涧水流，从更东边来看，就是西涧水。南北山云，前后台花，上下界钟，皆是此意。

　　尾联归结到禅师身上，佛经中本有天女散花的典故，“天香桂子”，正合身份。尾联要收束全篇，不宜再用对句，而末尾“纷纷”又用叠字，则眼前仍是一片缤纷景象，诗虽至此而尽，余韵却悠然不绝。

　　这首诗通过对两座天竺寺的历史关系、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的描写，以及诗人想象的“天香桂子落纷纷”，表达了诗人对韬光禅师仰慕、钦佩之情。全诗之创格在于章法奇特。诗的前三联，单句为句中对，合句为流水对，即前六句在相同的位置用同字，一句之中前后相对，两句之间上下相对，如珠走玉盘，铿然和鸣，笔势飘逸，流动自然，显示了圆熟的技巧。该诗音节紧凑而活泼，意致连绵而流丽，构思巧妙，语若连珠，有山歌风调，是七律之创格。

　　这首诗抓住大雨刚过，彩虹尚存，海市蜃楼将要消失的一刹那，将这一精彩场面剪辑下来，绘成一幅色彩绚丽的丹青图画。首联从阳光写起，描摹斜阳余晖，由淡烟疏雨的间隙中射到水面。这个意境就倍显清新可人。加上江面经雨水一洗，新鲜明净，海风阵阵袭来，凉爽人。题中所谓“景物鲜奇”足见并非虚言。

　　颔、颈二联展开笔墨，逐一描绘“鲜奇”景物。颔联描绘了难得见到的海市蜃楼和雨后彩虹两种奇观。“蜃散”句写的是海市蜃楼景色，不过诗人未曾描绘其全景，而是抓住了蜃散云收、空中幻影残破的刹那，摄下了“破楼阁”的镜头。诗人是登楼眺望，目中所视，必有亭台楼阁。所以“蜃散云收破楼阁”云云是实景虚写。“虹残”句也是同一法门。雨后天空出现的虹，弯弯地好像拱桥，此是常景。诗人静候至虹影渐渐消残，水中仿佛映着一座断桥时，他眼明手快按下了快门。本来雨后彩虹已是奇观胜景，诗人更从水中映照之倒影着笔，又把景色之妙提高一筹。“破楼阁”、“断桥梁”，既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又显示出诗人于选景上别具只眼的匠心。

　　颔联为静境描写，颈联遂作动势点缀。“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是全诗的点睛之笔。“翻”字以诗情作画，写得生动； “点”字以画笔入诗，下得有神。一“翻”一“点”，使江天景物增添了无限生意，而遗词用意之精微传神，尤为人叹服。诗人从作画的角度作诗，则诗中有画就不奇怪了。如此天然胜景，诗人不愿独自欣赏，赶快画为图幅，寄给好友。张籍有《答白杭州郡楼登望画图见寄》，就是和这首诗的。诗中有“乍惊物色从诗出，更想工人下手难”之句，从侧面也可看出白居易诗情画笔的非凡不俗。

　　景物鲜奇，引动诗人雅兴，故不仅吟玩成篇，且请人画作图幅，题此诗于上，寄赠张水部，末联即写此，字里行间含蕴着难捺欣喜而欲使同道好友共享之心情。张籍《答白杭州郡楼登望画图见寄》诗尾联“见君向此闲吟意，肯恨当时作外官？”即谓白居易身处“天堂”杭州，得优游闲吟，则当无外放任职之遗憾。这也透露了白居易心情已不似数年前在忠州（今四川忠县）时那样悲郁的消息。

　　此诗写景层层铺设，淡墨白描，新颖有致而明白如话；其情则寄寓在景物描写中，又涵咏在尾联之点题中，而使人读之有味，味之有趣，得到了轻松愉悦的美感享受。

　　起句“临水一长啸”采用情感迸发式的写法领起全篇，把临水垂钓与发泄悲愤情绪融合起来，痛定思痛、长歌当哭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给人以震撼灵魂的感染力。

　　紧接着便回首往事，概述人生旅途的变化，宦海沉浮、仕途得失、人间冷暖、世事盈虚，尽在一声长啸之中。

　　诗中江州之贬在诗人心灵所造成的阴影时刻折磨着他，即使临水垂钓时也挥之不去。“忽思”一语正这种心理状态的真切表现。

　　此诗颔联“三登甲乙第，一入承明庐”，是诗人对前期一帆风顺、春风得意情景的追溯，也是对贬谪所受精神创伤的反衬。

　　那时，他既利用诗歌“补察时政”、“导泄人情”，往往使权贵们闻声变色。这自然给诗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可惜好景不长，逝者如流，这种回忆也带有浓浓的苦涩味了。

　　后两联则表现了诗人后期的思想变化。这一联写的是诗人身遭贬谪、饱经风霜之后对世事人生的重新审视，也是他寻求心理平衡的一种自慰。

　　可以看出，白居易头脑中的儒家入世思想逐渐让位于释、道出世思想。全诗以“今来伴江叟，沙头坐钓鱼”作结，轻快潇洒中隐含着深沉的苦闷，自我排遣中透露也几分达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