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正好·上高监司》为叙事套曲,分前、后两套。在元散曲作品里,表现作者厌世的、玩世的和出世的作品占着很大的比重,直接反映社会现实、表现社会重大问题的题材却寥若晨星。而在这些为数很少的题材中,指斥时弊的作品更是屈指可数。这两套《上高监司》则可称得上是这类作品中的佼佼者。它不仅篇幅最长,且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为历来的文学史家和元曲研究者所称道。
前套反映的是元代大旱之年,颗粒无收,物价飞涨,天灾人祸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时又歌颂了高监司开仓赈粮、救济饥民的“德政”;真实描绘了一幅惨绝人寰的灾民流离图和刻画了一个恤老爱贫、公正无私的清官形象,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了当时昏暗无道的社会现实。
全套十五支曲子大体可以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首曲〔端正好〕,可视为全套的序曲,与〔尾声〕相呼应,交待写作的缘起。第二部分是〔滚绣球〕与〔倘秀才〕的三次反复,共六支曲子,描写天灾与民瘼。这是全曲的重头戏。第三部分是〔滚绣球〕与〔伴读书〕两支曲子,揭露官吏昏庸,与劣绅勾结,加重了百姓的困苦。第四部分是〔货郎儿〕和〔叨叨令〕两支曲子,先写高监司的仁政给百姓带来一线生机,继而再写百姓的困苦情状,向高监司呼吁。第五部分由〔煞〕〔尾〕四支曲组成,歌功颂德,表达了对高监司的感激与祝福。
这套曲子真实地描绘了一幅灾年流民图。旱灾发生时,田野龟裂,麦谷无收,物价高涨,钞票贬值;米比珍珠还贵,无米为炊,锅子生尘,灾民个个饥肠辘辘,僵卧于惨淡的夕阳之下,或者靠剥树皮、采野菜充饥。灾民个个面黄肌瘦,东倒西歪,四处流落于街头巷尾,偶尔能吃点麻柘浆糊、麦麸糠米,就得感谢上天的恩赐;癌疫流行,死者暴尸于野,人们为了活命,卖光家产,甚至卖儿卖女,骨肉生分,水无见时,那些无人要的奶娃,只好忍痛抛入江中活活淹死。人们被迫背井离乡,外出逃荒,奄奄一息,瘦骨嶙峋的人们,抱女携男,拄杖弓背,拖着沉重的步子边走边哭,泪如雨下,再加路途艰辛,风吹日晒,更是惨景非常。
作者采用鲜明对比的手法一面描写人民的苦难,一面揭露富豪奸商和地方官吏的种种罪恶活动,在同一幅天灾图中勾画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当灾民食不果腹,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之时,那些“殿实户”和“停塌户”却“欺心不良”,“瞒天不当”,怀着“吞象心肠”,在“谷中添秕屑,米内插粗糠”,或者非法倒卖,抬高粮价,克扣斤两,牟取暴利;还有各色官吏,平日就大量侵吞义仓的粮食,灾荒发生以后名义上是开仓赈济,实际上仓中并没有多少存粮,有的也被有钱人家买通官吏把粮食发放给了他们,老百姓得不到一点实惠,什么印信凭证都是谎话,都不过是画饼充饥,只有官吏从中捞取油水。总之,有钱的贩米谷,置田庄,添债息,纳宠妾,买人口,好不兴旺;无钱的饥饿难挨,骨肉分离,尸填沟壑,倾家荡产,好不悲惨,这是多么鲜明的阶级对比,多么不合理的社会现实。
作者不是对现实作纯客观的描写,而是在描写中表现出鲜明的爱。他一面对人民怀着深切的同情,写出了“万民失望”的愤怒情绪,以“小民好苦也么哥”的呼声喊出了人民抗争的心声,一面以无比憎恨的感情揭露富豪奷商、贪官污吏的“伎俩”,称他们是无耻之徒,诅咒他们断子绝孙。与此同时,他还对在灾荒严重的紧急关头能够不辞辛劳,亲临灾区,开仓赈济,爱民忧国,发政施仁,恤老怜贫,视民如子,起死回生,扶弱摧强的高监司加以赞颂。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王充《论衡·佚文篇》中说:“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作者是实践了这些有关现实主义的传统理论的。
后套以生动具体的写实手法再现了元代历史上起恶劣作用的“钞法”给广大人民的无穷危害,揭露了从官吏到商人的种种罪行。
第一首〔端正好〕是序曲。内容说,官府很清明,能采纳舆论,听众人申诉。愿在江西大郡南昌府您的亲临处,广开言路,听那大家的意见。第二首〔滚绣球〕至第十五首〔呆骨朵〕,揭露了钞票库藏管理中的严重弊端、商人的虚伪和庸俗、商人们狼狈为奸、勾结官府的罪行,揭露了官府吏役伙同奸商、贪赃枉法、坐地分账,揭露了官府在管理“钞法”中营私舞弊行为、贪污受贿、高利盘剥、窝藏商贾、倒卖假钞的罪行,揭露了元代“钞法”行市和押送钞票中的种种弊病,揭露了暴发户穷奢极侈的生活,指出暴发户也有麻烦、倒霉的时候。第十六首〔脱布衫〕请求高监司出谋划策,剪除邪恶。第十七首〔小梁州〕抨击市井小人横行霸道的行为。第十八首〔幺〕提出要使盗窃府库者受到重处。第十九首〔十二月〕作者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第二十首〔尧民歌〕强调严肃法纪的重要性。第二十一首〔耍孩儿十三煞〕至第二十九首〔五〕说明中国币纸的源流及其意义、元初所行币制的重要作用,揭露变更“钞法”之后的弊病。叙述到京都中都省交送管钞的情况,抨击了盗窃仓库者和管理们作威作福、欺压乡邻的罪行,揭露了官吏和商人的妻妾儿女的奢侈生活、奉官差赴京师的旅途之苦。第三十首〔四〕至第三十三首〔一〕建议官府对贪污舞弊者要施以严刑峻法、改革官吏任免赏罚制度,清除不称职的官吏,制定相应的制度。第三十四首〔尾〕是全曲的结束语。
这套曲子能抓住社会生活的特征、细节进行具体描述,叙事生动,人物形象具体而突出。对历史的交待,对钞法的制度,叙述得非常真实;对形形色色人物的描绘,用于恰如其分,又含讥讽之意;典故的运用也恰到好处。整个作品感情强烈,寓感情于叙事之中,两者结合得相当好。作品强烈的思想性,借助于高超的艺术手法得到较好的表现。
作者以其惊人的胆气和无情的笔触,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元末社会金融市场的混乱和法律机关的贪污腐败,作者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凶狠贪暴的元蒙统治者。然而,作者毕竟受到其阶级地位的限制而从维护其阶级利益出发,提出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主张,并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所谓清官廉吏身上。在元蒙残酷的民族压迫之下,像这样大胆而深刻地切中时弊、揭出矛盾、最富现实性的作品实属罕见,它类似于白居易的新乐府而又超出了白氏的新乐府,堪称为元代散曲文学史上的旷世奇文。
《端正好·上高监司》,一扫曲坛吟风弄月、离愁别恨的旧习,直接以创作来评议当时现实政治的重大问题,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元代的残暴统治。这在元散曲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前套由十五支小令组成,描写在天灾人祸下,广大贫苦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遭遇。后套由三十四文小令组成,长达一千八百字,为元代散曲之冠,揭露了当时江西库吏的营私和钞法的积弊。尽管曲中也表现出作者的阶级局限,但其战斗性和思想艺术成就不容置疑。全曲不仅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称得上是元曲中的史诗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