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为七言绝句，除“深”“逢”平仄不拘外，完全符合平起首句入韵格律。因为“垂纶”即垂钓，所以这首诗描写的正足孤独的垂钓者。钓者独处静谧之地，长潜烟雨之中，不与人世相通。诗名《赠渔父》，自然要赞美渔父。全诗通过环境描写，虚拟对话，刻画了与地无争的老者形象。

　　第一句的正面环境描写勾勒了山泽野趣，而第三句是其补充。芦花盛开，一江皆白，蔚为壮观。芦苇一般九月开花，北方降温，故称“寒水”。杜牧另一首《泊秦淮》也曾写过“烟笼寒水夜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三国魏刘桢《赠从弟》曾曰“岂无园中葵，懿此出深泽”。“深泽”与“水畔”化用了战国屈原《渔父》的“游于江潭，行吟泽畔”。本句中，风来苇曳，鱼去纶摇，而一个“静”字反衬出了渔父娴熟的技巧和沉稳的心态。

　　第二句由空间转换到了时间。“月夕烟朝”是指晚上的月光和清晨的薄雾。由于夜钓和雾钓时能见度较低，垂钓肯看不清鱼漂，所以此句暗示渔父技艺高超。又由于所写时间是夜间，所以此句也暗示渔父昼伏舟中，离群索居。渔父隐逸自处，已非一日，而是“几十春”，彰显了坚定的意志和脱俗的境界。明儒杨慎《临江仙》的”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与此格局相类，因置于《三国演义》开篇而脍炙人口。

　　第三、四句由描写转入记叙。秋冬岸边，喃喃自语。横舟独钓，皆遇醉人。“孤舟寒水”的意象化用了柳宗元《江雪》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独醒人”取自屈原的《渔父》，文中三闾大夫屈原解释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正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未逢拔俗之士，说明他自己深悟归隐之道；老者向作者诉说岸边际遇，也暗示作者自训为世外高人。

　　这首诗诗意象明确，节奏舒缓，格调清幽，境界深远，是一首刻画江边隐士的佳作。

　　首句“斯人清唱何人和”，以空灵夭矫之笔咏叹而起。句中用一“清”字，使此诗意境的清迥拔俗与文辞的清新秀朗一齐写出。全句亦赞亦叹，既盛赞沈下贤诗歌的格清调逸，举世无与比肩；又深慨其不为流俗所重，并世难觅同调。

　　沈下贤一生沉沦下僚，落拓不遇。其生平事迹，早就不为人知。当杜牧来到沈下贤家乡吴兴的时候，其旧日的遗迹已不复存留。“草径苔芜不可寻”，这位“吴兴才人”的旧居早已青苔遍地，杂草满径，淹没在一片荒凉之中了。生前既如此落寞，身后又如此凄清，这实在是才士最大的悲哀，也是社会对他们最大的冷落。“清唱”既无人和，遗迹又不可寻，诗人的凭吊悲慨之意，景仰同情之感，充分地表达出来。

　　三、四两句，就从“不可寻”进一步引发出“一夕小敷山下梦”来。旧居遗迹虽“草径苔芜不可寻”，但诗人的怀想追慕之情却悠悠不尽，难以抑止，于是便引出“梦寻”来：“一夕小敷山下梦，水如环佩月如襟。”诗人的梦魂竟在一天晚上来到了小敷山下，在梦境中浮现的，只有鸣声琤琮的一脉清流和洁白澄明的一弯素月。这梦境清寥高洁，极富象征色彩。“水如环佩”，是从声音上设喻，柳宗元《小石潭记》：“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月下闻水之清音，可以想见其清莹澄澈。“月如襟”，是从颜色上设喻，足见月色的清明皎洁。这清流与明月，似乎是这位前辈才人修洁的衣饰，宛见其清寥的身影；又象是他那清丽文采和清迥诗境的外化，宛闻其高唱的清音孤韵；更象是他那高洁襟怀品格的象征，宛见其孤高寂寞的诗魂。“襟”，古代指衣的交领，引申为襟怀。杜牧《题池州弄水亭》诗云：“光洁疑可揽，欲以襟怀贮。”光洁的水色可揽以贮怀，如水的月光自然也可作为高洁襟怀的象征。所以，这“月如襟”，既是形况月色皎洁如襟，又是象征襟怀皎洁如月。这样地回环设喻，彼此相映，融比兴、象征为一体，在艺术上是一种创造。李贺的《苏小小墓》诗，借“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的想象，画出了一个美丽深情的芳魂，杜牧的这句诗，则画出了一个高洁的诗魂。如果说前者更多地注重形象的描绘，那么后者则更多地侧重于意境与神韵，对象不同，笔意也就有别。

　　这是交织着深情仰慕和深沉悲慨的追思凭吊之作。它表现了沈下贤的生前寂寞、身后凄清的境遇，也表现了他的诗格与人格。但通篇不涉及沈下贤的生平行事，也不作任何具体的评赞，而是借助于咏叹、想象、幻梦和比兴象征，构成空灵蕴藉的诗境，通过这种境界，想象出沈下贤的高标逸韵。全篇集中笔墨反复渲染一个“清”字：从“清唱何人和”的寂寞到“草径苔芜”的凄清，到“水如环佩月如襟”的清寥梦境，一意贯串，笔无旁鹜。把避实就虚和集中渲染结合起来，显得虚而传神。

　　第一句中的杜诗韩笔，指杜甫的诗歌和韩愈的古文。“愁来”，点明诗人研读杜诗韩笔时的心绪。安史乱后数十年来，藩镇割据，内战频仍，致使边防空虚，民生凋敝；而吐蕃统治者又占据河西、陇右，威胁京都，河陇人民长期受吐蕃奴隶主奴役之苦。这内忧边患，时刻萦绕在诗人心头，他不可能不愁从中来。这“愁”，是诗人抱负的流露、识见的外溢和正义感的迸泻。“愁来”读杜、韩，说明诗人与杜、韩灵犀相通。

　　第二句中他从杜的沉郁顿挫和韩的精深博大中汲收了睿智、胆识和力量。理性的享受，心灵的快感，使他忽发奇想，恍若请古代神话中的麻姑仙女用那纤长的指甲搔着自己的痒处一样。此典原意是蔡经悬想麻姑爪爬背上痒处，舒适、愉快；诗人移作搔心头痒处，酣畅、痛快。这匪夷所思的妙喻，是诗人兴到之笔，妙在信手拈来，兴味盎然。

　　第三句中诗人把杜、韩比作天外飞来的百鸟之王凤凰，赞叹、倾慕之情赫然可见。

　　第四句中日趋没落的晚唐社会犹如断弦的弓弩，其颓势已定。谁也不能用凤髓制得续弦胶，把断了的弓弦续上的。不明言“愁”，而其“愁”自见。

　　这首七绝宣示了诗人钻研杜、韩的心得，表达其倾慕、推重之情。诗中描叙愁中读杜、韩诗文的极度快感，而后喟叹杜、韩的杰作无人嗣响。以愁起，以愁结，一前一尾，一显一隐，错落有致。诗中旧典活用，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又使人回味不已。诗后两句，上句设问，下句作答，一问一答，自成呼应，饶有韵味。

　　此诗从题材上来说属于应酬之作，但是由于诗人与张祜同是怀才不遇，深有感触而发，故而这首和诗写得很有真情与深度。

　　首联盛赞张祜诗才高绝：他的才华高过建安七子，连曹植与刘桢都不在话下。这显然是杜牧对张祜的过誉之词，但由于是古人赠答诗中常见的客套话，也就无足深怪。

　　颔联叙述张祜的不平遭遇：他曾得宰相令狐楚的荐举，就像当日孔融推荐祢衡一样；但是他却没有遇着蒯通那样的人为之旁敲侧击说好话，却碰到了说坏话的元稹，以至于终身没有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此处诗人使用正反两个典故，十分含蓄而得当。

　　颈联表现张祜对朝廷不改其忠贞，隐居乡野之间也不放弃自己的志向：他在梦中还一直牵挂朝廷，他的胸怀就像流经住处的长江一样浩大，有并吞万里长空之势。以“北极”比喻朝廷是诗中所常用的，而下句的“西江”既在形式上与上句的“北极”构成对仗，是对自然环境的描写，也是张祜胸怀抱负的曲喻，在修辞上十分巧妙。

　　尾联归结到张祜文才高妙而不得重用的不幸遭遇上：他所作的《宫词》，在皇帝的后宫中被宫女们广泛传唱着，可是又有什么用呢?这并不能对他的身世遭遇有所改变，所以说是“虚唱”；而“故国三千里”，一方面是张祜《宫词》的原句，另一方面也是暗示张祜隐居乡野之间，距离朝廷十分遥远。全诗就在这深沉的慨叹之中戛然终止，给人留下无穷感叹。

　　此诗使用典故巧妙自然，感情真挚深沉，写得有气势，表现了杜牧对张祜的赞赏。当时的诗人郑谷，故称有诗吟咏此事：“张生故国三千里，知者惟应杜紫微（指杜牧，曾任紫微舍人）。”

　　《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一篇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散文。文中表彰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的功绩，驳斥对张、许的诬蔑、中伤，以此来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开始制裁藩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韩愈重新阐扬张、许功绩，无疑是有意义的。

　　笫一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作一些必要的交代。真正的议论是从第二段开始。张、许二人中，许远受诬更重，第二段便主要为许远辩诬。“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是对许远的总评。抓住最关键性的几件事，充分说明许远忠于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品质，同时又紧扣与张巡的关系，让人感到坚守危城，大义殉国，张巡、许远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把张、许二人分开，从许远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总评之后，再逐一辩诬，就有高屋建瓴之势。辩诬的第一层是驳畏死论。作者从两家子弟不能通晓父辈心志落笔，庸劣子弟之所以会如此，无非是受流言蜚语的惑乱。当年张、许二人同生死共患难，而子弟互生是非，从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人们自然会想到恶语中伤者之可恨。辩诬的第二层，是驳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小人的这一攻击，好像抓到一点事实，较畏死论更为恶毒。回击时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以人死和绳断作比喻，用归谬法，指出其不达于理。随后发出感愤，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非常能引起人的共鸣。

　　在驳倒小人对许远的攻击后，第三段接着为整个睢阳保卫战辩护。先驳死守论，由申述不能弃城逆遁的原因，转入从正面论证拒守睢阳的重大意义。“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把保卫睢阳，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死守论以及其他种种否定睢阳战役的谬论就统统破产了。作者那种反诘的语气，即是面对群小加以痛斥的口吻。在这样大义凛然地斥倒群小之后，便更掌握了主动。于是进一步抓住无可抵赖的事实，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在睢阳将士艰难奋战时，周围弃城逃跑者，擅强兵坐视不救者，比比皆是。那些好议论者竟然放过这类人不提，反而责备张、许死守，完全是居心不良。作者尖锐地指出，这是站在叛乱者一边，有意制造谰言，帮助他们攻击爱国志士。这样一下子便揭穿了小人的阴险面目，使他们再也无法冒充正人君子。

　　文章第四、五两段展开对英雄人物轶事的描写。第四段写南霁云乞师和就义。乞师一节，把南霁云放在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功绩，而又企图强留南霁云的尖锐矛盾环境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他忠义、慷慨、愤激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除让贺兰进明从反面加以陪衬外，后面还有作者贞元年间（785—805）过泗州的补笔，不仅把传说坐实，而且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突然宕开一笔，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就义一节，将南霁云和张巡放在一起互相映衬，显示了两位英雄精神的契合。而张巡的忠义严肃，南霁云的临危不惧、慷慨爽朗，又各具个性。第五段补叙张巡的读书、就义，许远的性格、外貌、出生年月，以及于嵩的有关轶事。材料不像第四段那样集中完整，但作者娓娓道来，挥洒自如，不拘谨，不局促。人物的风神笑貌及其遭遇，便很自然地从笔端呈现出来，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中丞传后序》融议论、叙事、抒情、描写于一炉，体现了韩愈文章多变的特色。从前半议论到后半叙事，是一大变。就议论部分看，开头一段，寥寥数语，类似于日记或读书札记的写法。第二段辩许远之诬，多用推论。由于许远所受的诬蔑太重，在阐明一层层事理之后，又有悲慨深长的抒情插笔。第三段虽然也是议论，但由于睢阳保卫战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所以话语蹈厉奋发，咄出逼人。像“守一城捍天下”一节，读之有“轩昂突起，如崇山峻岭，矗立天半”（吴闽生语）之感。

　　全文通过段秀实勇服郭唏、仁愧焦令谌和节显治事堂三件逸事，多侧面地塑造了这位正直官吏的形象，表现出一个关心人民、不畏强暴，并能知机于事先，临财不苟取的旧时代的优秀人物形象。全文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
　　即第一个事件：勇服郭晞。作者依次写段秀实悍卒肆志，自荐平乱，诣营陈辞，请留宿营，突出了段秀实外柔内刚的性格。事情的起因是郭晞纵士卒残害百姓，为所欲为。作者先详细地叙述了士卒肆志之状：天天成群结队地在街市上强索财物，不能满意，就奋击折人手足，将各种瓦器都砸碎，狼籍满地，裸露着臂膀扬长而去，至撞杀孕妇人。写暴行之惨烈，如在眼前。接着作者指出了士卒之所以敢为所欲为的症结所在，因为汾阳王郭子仪的缘故，白孝德只是心中忧伤却不敢说明。紧接着作者又写段秀实自荐担任都虞候前去平乱，显示了他的刚勇无畏。不久，在郭晞士卒十七人再度横行时，段秀实果断地派士兵捕捉了他们，并一一斩首，把头插在长矛上，竖立在街市示众。这里“注”和“植”两个动词，非常有力地突出了段秀实的“勇”。这是一写其勇。段秀实为民除了害，大快人心，然而郭晞士卒并不肯罢休，立时都披上盔甲，事件进入高潮。此时白孝德震恐，而段秀实从容镇定，临危不惧，决定诣营陈辞。作者极写郭晞士卒剑拔弩张，如临大敌的紧张气氛，反衬了段秀实的大智大勇。段秀实不带卫士，不带佩刀，坦然出现在郭营，使郭晞士卒愕然。段秀实知道要治服郭晞，不可能凭借武力，只能晓之以理，因此，辞卫士，解佩刀，选年老腿跛的人持马，这是从心理上消除对方的戒备。作者这样叙写的寓意是：段秀实是不怕死的。他外柔内刚，平易而又刚强的个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至此，段秀实已渐居主动地位，他向郭晞慷慨陈词，指明利害关系后，终于折服了对方。这是二写其勇。至此，事件似已告终，但作者又出人意料地写了段秀实要求留宿军营一节。之所以要写这一情节，是因为段秀实用大义和利害晓喻郭晞，使郭晞心悦诚服，再拜谢罪，顾叱士卒说：“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郭晞到底有无约束部下的决心，段秀实要探明白。留宿军营，既显示了段秀实的坦荡胸怀，又可考察郭晞改过的诚意和决心。这是三写其勇。

第二段
　　即第二个事件：仁愧焦令谌。段秀实除了以刚勇取胜对方外，还具有仁信爱民之心。这则逸事叙述他同情、救助、安抚一个无力交租而惨遭毒打的农民。作者通过段秀实一系列行动，展现了他对农者的怜悯之情。写这则事件的结局，作者让第三者淮西寓军帅尹少荣出场，由他怒斥焦令谌的不敬、不耻、不愧，从侧面烘托了段秀实仁厚慈惠的爱民之心。

第三段
　　即第三个事件：节显治事堂。段秀实不仅具有不畏强暴，疾恶如仇、爱民如子的高贵品质，而且还有清正廉洁的节操。作者写段秀实洞察朱泚之心，拒不收礼，将礼物栖之梁木的逸事，颂扬了他的高风亮节。这则逸事作为段秀实拿笏击朱泚行为的补充，说明他的气节，不仅表现在大处，而且见于小处，人物形象更显得光彩。
　　上述三则逸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虽名异，彼此间也无联系，但其精神是相通的。从作者客观的叙述中，使人感受到了深沉的赞颂之情。

第四段
　　交代写作该文的时间、原因及材料的来源，以说明逸事状内容之不谬。

　　此词创作具体时间不详。义公是位高僧，禅房是他坐禅修行的屋宇。

　　“禅寂”是佛家语，佛教徒坐禅入定，思惟寂静，所谓“一心禅寂，摄诸乱恶”（《维摩诘经》）。义公为了“习禅寂”，在空寂的山里修筑禅房，“依空林”点出禅房的背景，以便自如地转向中间两联描写禅房前景。

　　禅房的前面是高雅深邃的山景。开门正望见一座挺拔秀美的山峰，台阶前便与一片深深的山谷相连。人到此地，瞻仰高峰，注目深壑，会有一种断绝尘想的意绪，神往物外的志趣。而当雨过天晴之际，夕阳徐下时分，天宇方沐，山峦清净，晚霞夕岚，相映绚烂。此刻，几缕未尽的雨丝拂来，一派空翠的水气飘落，禅房庭上，和润阴凉，人立其间，更见出风姿情采，方能体味义公的高超眼界和绝俗襟怀。

　　描写至此，禅房山水环境的美妙，义公眼界襟怀的清高，都已到好处。然而实际上，中间二联只是描写赞美山水，无一字赞人。因此，诗人再用一笔点破，说明写景是写人，赞景以赞人。不过诗人不是直白道破，而是巧用佛家语。“莲花”指通常所说的“青莲”，是佛家语，其梵语音译为“优钵罗”。青莲花清净香洁，不染纤尘，佛家用它比喻佛眼，所谓菩萨“目如广大青莲花”（《法华妙音品》）。这两句的含意是说，义公选取了这样美妙的山水环境来修筑禅房，可见他具有佛眼般清净的眼界，方知他怀有青莲花一样纤尘不染的胸襟。这就点破了写景的用意，结出了这首诗的主题。

　　作为一首题赞诗，诗人深情赞美了一位虔诚的和尚，也有以寄托诗人自己的隐逸情怀。作为一首山水诗，诗人以清词丽句，素描淡抹，写出了一帧诗意浓厚的山林晚晴图。空林一屋，远峰近壑，晚霞披洒，空翠迷蒙，自然幽雅，风光闲适，别有一种生意，引人入胜，诗作至今仍为精品。

　　此诗正如标题所揭示的那样，写的是神话传说中湘妃的不幸遭遇，以及她对爱情的坚贞不渝，是一首爱情的赞歌，在写法上别具一格：不写生前的传说，而写死后的情感；不写悲剧的本身，而写悲剧的后果；不写悲剧的过程，而写悲剧的气氛。由此而创造出另一个自然世界与情感世界，使读者有如闻如见的亲身感受。

　　一开篇诗人就以饱蘸情感和具有丰富想象的诗笔写道：“筠竹千年老不死，长伴神娥盖江水。”其中，“千年”、“长伴”、“老不死”说明时间的久长而爱情之花永不凋谢。二妃本来因痛哭而死，但“死”并非爱情的终结，相反，真正的爱情将永世长存，其凭证便是永远年轻的“筠竹”。此竹不仅永世永生伴随着“神娥”，而且由于滋生繁茂，甚至覆盖了整个湘江的流水。用语貌似夸张，实写爱情的巨大能量。这里，诗人从最具神话色彩的斑竹写起，是因为斑竹是湘妃洒泪而成，是爱情生死不渝的历史凭证，所以最能显示出这一故事的神髓。接着的“蛮娘吟弄满寒空，九山静绿泪花红”二句由写湘妃转入写虞舜葬地。前句以动喻静，通过耳之所闻来形容九疑山之高大宽广及其深邃寂静。“蛮娘”、“吟弄”、“九山”、“静绿”等意境使人自然联想到毛泽东《七律·答友人》中的诗句：“九疑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之后的“离鸾别凤烟梧中，巫云蜀雨遥相通”二句承前，写湘妃与舜两地睽隔，只能在梦中相见。舜葬苍梧，妃死湘水，两地相距虽不甚远，但峰峦隔阻，还有云山雾障。在此无可奈何之际，只有象巫山神女那样，梦中能得一见了。其中，“遥相通”说明二人心心相印、情感相通。结尾的“幽愁秋气上青枫，凉夜波间吟古龙”二句转写湘妃。此诗以咏湘妃为主，所以结句与开篇相照应，极写湘妃死后的悲痛与孤寂。“巫云蜀雨”虽可一面，但大量时间却忍受着死别的熬煎。其难以排遣的愁怨仿佛云雾烟霭一般，凝聚于洞庭湖宽广的空间。当秋日来临之际。更增添了其悲痛的气氛，有如《九辩》中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幽愁秋气上青枫”一句的情感容量便包含了《招魂》中的“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凉夜波间吟古龙”一句运用“龙”这一意象创造了悲剧气氛。其中，“凉夜”乘“秋”而言，凉，既是体肤之感觉，又是心理的感受与环境的悲凉。

　　全诗仿《楚辞》而作，歌咏古事，构思精巧，动静结合，画面灵动，极幽清凄迷，描绘出一幅清幽而又绚丽的画面，通过写生离死别的爱情来寄托诗人的审美意识和对“湘妃”这一悲剧的认知。在用词上，“寒空”、“幽愁”、“秋气”、“凉夜”等具有冷色调的词汇既突出清幽的情境，又为这首浪漫的诗作添上扼腕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