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某种文体原有的内容辞句改写成另一种体裁，叫隐括。此词，即隐括杜牧《九日齐山登高》一诗。

　　初读一遍，不过觉得它逐句移植原诗，仅仅清畅淡远而已。反复涵咏体会，才发觉意境精神已脱胎换骨。

　　朱熹在词中注入了自己独特的儒家哲学思想，一改原诗的消极情绪，推陈出新地化出了积极意义。词人登上秋山后，倒影在江水中的无限秋景映入眼帘，却只落笔在“云影”二字，意境深远。此时仰头又见大雁欲飞向南方度过寒冷的冬天。紧接着，词人自问“携壶结客何处”，答得却是“空翠渺烟霏”。语间似答非答，表明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那烟雾缭绕漫山碧翠中。

　　交代了时令、景致、人物，词人开始借机抒发人生感慨。他说尘世多俗事，营营扰扰，难得有畅心的片刻。但是今日不同，不但可以登山，还可以把紫萸、黄菊插满头，玩得尽兴了再回去。“风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壮阔抒怀，颇有几分及时行乐的意味。

　　“酬佳节，须酩酊，莫相违”，好似词人当面劝酒，要同行宾客趁着这良辰美景酩酊大醉一次，无须推辞，浪费美好光阴。“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晖”一句，词人把人生在世比作寄生，既然它如白驹过隙倏忽而过，何苦对着落日余晖自伤自怜。

　　之后，词人的思想穿越古今，词镜顿然开阔。他想到古往今来，沧海桑田，有无数的春花开了又谢，亦有无数日的月亮盈了又缺。在词人看来这些都是大自然的恒定变化，也正是因为这种循环变化的存在，自然才有了源源不断的生机。“那更有危机”是说如果能够明白这样的道理，就不会再有危机感。

　　“与问牛山客，何必独沾衣”化用了春秋齐景公的典故。有一次，齐景公登牛山，北望国都临淄，流着泪说：“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流露出一种无法挽回逝去时间的伤感。朱熹反问“何必独沾衣？”人世无常，变幻难定，无人幸免，所以无须太执着。

　　杜牧在诗中的旷达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慰，令人压抑。而一经朱熹化用之后，把自然与人生结合，成为了积极面对人生的寄语。词人点石成金，以理性的思辨解读生活和自然，不失为大快人心。

　　“毕竟几人真得鹿”中“鹿”喻指人世间虚幻的富贵。富贵不坚牢，让人魂牵梦绕，始终不知自己是活在现实还是梦中，不知道梦醒后自己是否真正拥有。“不知终日梦为鱼”你在梦里认为自己是鸟，所以飞；你在梦里认为自己是鱼，所以游。你认为中的自己，真的就是你吗？

　　一世到头，皆是虚空，不必太过计较成败与得失。其实我们所处的时代也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某个瞬间而已，顺着自己的心意去生活，就是最好的生活。

　　这首小词从慨叹人生短暂入笔，表现了词人暮年对世情的一种“彻悟”。

　　回首平生，少年的欢情，壮年的襟抱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飞逝的岁月在这位年迈的词人心中留下的只有世态炎凉命途多舛的凄黯记忆。所以词的起首二句“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是饱含辛酸的笔触。这两句属对工畅，集中地、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对人生的认识。“短如春梦”、“薄似秋云”的比喻熨帖而自然。接下来，笔锋一转，把世事人情的种种变化与表现归结为“命”（命运）的力量。“原来”二字，透露出一种无可如何的神情，又隐含几分激愤。在强大的命运之神面前他感到无能为力，于是消极地放弃了抗争:“不须计较苦劳心”，语气间含有对自己早年追求的悔意和自嘲。这两句倒装，不只是为了照顾押韵，也有把意思的重点落在下句的因素。情调由沉重到轻松，也反映了他从顿悟中得到解脱的心情。

　　似乎是从宿命的解释中真的得到了解脱，词人转而及时行乐，沉迷于美酒鲜花之中“幸遇三杯美酒，况逢一朵花新”，使本词转灰暗向光明、化伤悲为可喜。人之一生虽然有充满变量且难以掌握的“命”存在，但仍有己力能够操控者，譬如：面对美酒，可以独自小酌，也可偕友对饮；而目睹一朵清新可爱、初初绽放的小花，也足以兴发美感，使身心愉悦。此处词人所拣取之“酒”与“花”（“酒”、“花”，在朱词出现的频率颇高，例如：“携酒提篮，……索共梅花笑”（〈点绛唇〉）；“落帽酒中有趣，……花影阑干人静”（〈西江月〉）；“酥点梅花瘦。金杯酒”（〈点绛唇〉）……等等）颇耐人寻味，因为酒代表纵放恣肆，而花则关涉宁静自得，在深谙世事人情的无奈后，心灵自由放松了，这两种不同的生命情境便能兼而有之。朱敦儒这种通过达命而产生的欢喜态度，后出的张孝祥（一一三三～一一七○）领会亦深，因此填有“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寒光亭下水连天，飞起沙鸥一片”。

　　上下文都是议论，使得这属对工巧的两句尤其显得清新有趣。着墨不多，主人公那种得乐且乐的生活情态活脱脱地展现出来。结语两句，虽以“片时欢笑且相亲”自安自慰，然而至于“明日阴晴未定”，则又是天道无常，陷入更深的叹息中了。“且”是“姑且”、“聊且”的意思。“阴晴未定是感叹世事的翻覆无定，或许还有政治上的寓意。下片末句与上片“万事原来有命”呼应，又回到“命”上去了。作者的生活态度是强作达观而实则颓唐。

　　起首二句是饱含辛酸的笔触，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对人生的认识。接下来，笔锋一转，把世事人情的种种变化与表现归结为“命”的力量。结语两句，则又是天道无常，陷入更深的叹息。这首词对仗工整，比喻熨贴而自然，自然流转，若不经意，全词如骏马注坡，一气直下，上下文的议论，亦使得对应句尤其清新有趣。

　　这首诗写心与身、身心与天地关系，表明“心地无私天地宽”的深刻哲理。

　　诗人首先指出心安的重要，“心安身自安”。心境的平静可以使身体也安静，“身自安”的“自”字，充分表现了心安对身安的必然关系。继而说“身安室自宽”，身安了居室自然觉得宽敞。最后总括言之“心与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身心俱安，则外物、外力都无法干扰了。心主宰着人的思想行为，唐代诗人李颀说“心轻万事如鸿毛”(《送陈章甫》)陶渊明更有具体描写：“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诗》)首先求得思想上的安定，那就不会为世事的纷扰而苦恼，条件的局促而烦忧。

　　诗的后四句，进而就身与室的关系上讲，一身怎么能说小呢，它安之如泰山;一室怎么能说小呢，它宽如天地间。其中寓含着“谁谓一心小，宇宙可包含”。只有心安了，才会产生不觉室小，不感有碍的效果。

　　邵雍是北宋理学家，他主张“非唯知乐又能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也”(《伊川击壤集》)认为“自乐”，才能获得外物的快乐。他在临终的那一年，仍抱定着这一宗旨：“六十有七岁，生为世上人。四方中正地，万物备全身。天外更无乐，胸中别有春。”(《自贻吟》)万物皆备于我，是唯心主义的。而从人的思想观点、品德情操的角度说，先要有个正确的观点，然后才能识别和对付各种外来侵袭，也就是“自我心存道，外物少能逼”的道理，却是可取的。

　　全诗语言质朴、直白，第一二两句以两个“自”字表明心与身的关系，第三句总绾七两句，第四句予以衍伸。第五、第七同以“谁谓”、“小”相比照，句式全同，而第六、第八则变化句式，显得整齐中有参差。诗意步步深入，环环紧扣，颇为精巧。

　　这首诗讲的是这样一种生活感受：合口味的好书，读起来饶有兴味，颇感惬意，但往往很快就读完了，掩卷之际，令人怅然。对脾气的朋友，谈起话来很投机，非常盼望这样的知心朋友多多前来与之交谈，但偏偏不见踪影，久盼之后，令人失望。世界上的事情每每是这样，希望和现实总是发生矛盾，不如意者十居八九，一个人一生中是很难遇到几次真正轻松愉快、开怀大笑的好时光。

　　陈师道作于同年的另一首诗《寄黄充》说：“俗子推不去，可人费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娱？”两首诗所表达的感受是相同的。作者之所以会有这种感受，和当时作者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1099年（宋哲宗元符二年），诗人困居徐州，生计维艰，尽管“人不堪其贫”，作者却不以为意，依然“左右图书，日以讨论为务，盖其志专欲以文学名后世也”（魏衍《彭城陈先生集记》）。诗人以苦吟著称。

　　只有读过万卷书的人，才能如此精炼准确地捕捉到读书人读快书、又意恐读完的共同心理状态，“书当快意读易尽”是作者读书亲身体验的概括，也是他孤独寂寞、唯有书伴的惆怅心情的流露。当时诗人的知心朋友尽在远方，黄庭坚被逐斥戎州（今四川宜宾），苏轼被贬谪海外，音信难通；魏衍自徐州移沛州，张耒任职宣州，皆无从相见。而诗人一口气将一本好书读完之后，十分盼望能同这些朋友一起交流读书所得、讨论作诗的甘苦。他思友心切，整日恍惚若有所失，因此发出了“客有可人期不来”的慨叹。

　　怅然、失望之余，诗人又转以旷达，试图自我安慰：世界上的事情每每和主观愿望相违背，人生本来就难得有舒畅愉快之时，何必自寻烦恼呢？钱钟书《宋诗选注》说：“只要陈师道不是一味把成语古句东拆西补或者过分把字句简缩的时侯，他可以写出极朴挚的诗来。”这首从作者自己的亲身生活经历和感受中概括提炼出来的诗，正好用“朴挚”来说明其风格特点。

　　宋人爱用诗来说理。诗人多以冷静的态度来体察客观事物，善于把带哲理性的认识写入诗中，显得精深，富有理趣。诗中说出了很多人有会于胸中而没有表达出来的话，作者以浅显的语言形象地展现出来。诗人以冷静的态度来体察客观事物，善于把带哲理性的认识写入诗中，显得精深，富有理趣。

　　从标题看，这首诗是记游之作。记游诗可以写景状物，也可以因景生发，别有寄托，内容是不可限止的。如果说唐人的记游诗多强调图形绘影，情寓景中，宋人的记游诗多注重借景生发，述志明理。那么，这首诗则正是符合后一特点的。

　　“寺里”一联，两句各写一种景观。前一句虚出，后一句实录，构成形象鲜明的对比。但二者所写的对象又是同一的，这样就把花山寺“名”与“实”相离的现状突出了。生活中名实不符的事常有之，但诗人所见所写的情况也实在太刺眼，这就使人读了这两句诗后不能不激动，激动的同时也必然要想：寺名是因为寺里山中有花才得，而眼前却无花可赏，必然会引起人们思索玩味的兴趣，于是，作为一首诗的“发人深思"的艺术目的，也就自然实现了。作者当然是有着自己的答案的。他显然深信命名之谬，寺里和山中本来是确实有花的，之所以“繁英不见草纵横”，是因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花易凋零草易生”，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古原草》），正是有感于它的旺盛的生命力。俗语说：“有心栽花花不发”，也正是对种花不易的真实感叹。无疑，从主观上说，是“栽培剪伐”不“勤力”，助长了草势的疯狂，而且从诗人对这两句次序的安排上看，显然是特别强调人的主观原因的。草本无罪，剪伐不力则是无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诗人在作出这一结论的时候，情感色彩却并不十分强硬，因为诗没有说“为何剪伐不尽力”，而是既讲到对草要“剪伐”，又讲到对花要“栽培”，中间加一个“须"字，就把他对剪伐不力的愤懑，变为必须要剪伐的规劝，因此，惋惜大于愤慨，警告少于劝诫的这种感情色彩，就表明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是遵循着传统的“明劝诫，著升沉”（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和“美刺"的美学思想和原则的。

　　这是结合诗人具体的经历和思想所作出的思想内容上的理解。但是，由于这首诗毕竟是从自然景观的描写而来，从社会生活的现象而来，所以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又不仅限于社会政治方面。尽管也可以把诗中的“花”理解为贤臣，“草”，理解为奸佞，因而说诗的题旨是对革新除弊的企望。因此，从这方面来看，这首诗就不是一般的政治诗，而是对生活中某一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的具有相当的哲理的醒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