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成功地塑造一个活脱脱的呼之欲出的纵酒高歌的旷士形象。这个形象虽有政治上失意后颓唐的一面，而其中愤世嫉俗的品格颇得人们赞叹。他除了反映旧时代知识分子一种变态的心理外，而通过人物的形象也状写出了晚唐社会的黑暗现实。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一有机会便唱否则即罢休，愁恨全然不理照样乐悠悠。

　　首句说不必患得患失，倘若直说便抽象化、概念化。而写成“得即高歌失即休”那种半是自白、半是劝世的口吻，尤其是仰面“高歌”的情态，则给人具体生动的感受。情而有“态”，便形象化。次句不说“多愁多恨”太无聊，而说“亦悠悠”，也就收到具体生动之效，不特是为了押韵而已。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小诗的后两句是说，今天有酒就喝个酩酊大醉，明日有忧虑就等明天再愁。

　　这两句更将“得即高歌失即休”一语具体化，一个放歌纵酒的狂士形象呼之欲出。这，也就是此诗造成的总的形象了。仅指出这一点还不够，还要看到这一形象的独特性。这里取象于放歌纵酒，更带迟暮的颓丧。“今朝有酒今朝醉”，总使人感到一种内在的凄凉、愤嫉之情。这样的情感既有普遍性，其形象又有个性化，所以具有典型意义。

　　此诗艺术表现上更其成功之处，则在于重叠中求变化，从而形成绝妙的咏叹调。

　　一是情感上的重叠变化。首句先括尽题意，说得时诚可高兴失时亦不必悲伤；次句则是首句的补充，从反面说同一意思：倘不这样，“多愁多恨”，是有害无益的；三、四句则又回到正面立意上来，分别推进了首句的意思：“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得即高歌”的反复与推进，“明日愁来明日愁”则是“失即休”的进一步阐发。总之，从头至尾，诗情有一个回旋和升腾。

　　二是音响即字词上的重叠变化。首句前四字与后三字意义相对，而二、六字（“即”）重叠；次句是紧缩式，意思是多愁悠悠，多恨亦悠悠，形成同意反复。

　　三、四句句式相同，但三句中“今朝”两字重叠，四句中“明日愁”竟然三字重叠，但前“愁”字属名词，后“愁”字乃动词，词性亦有变化。可以说，每一句都是重叠与变化手牵手走，而每一句具体表现又各各不同。把重叠与变化统一的手法运用得尽情尽致，在小诗中似乎是最突出的。

　　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独到，宜乎千年以来一些穷愁潦倒的人沉饮“自遣”，陶冶情操时，于古人偌多解愁诗句中，惟独最容易记起“今朝有酒今朝醉”来。

　　诗名《自遣》，是自行排遣宽慰的意思。解读此诗，关键全在于诗人将“愁’和“恨”排遣掉了没有。而诗人之“愁”和“恨”是社会之愁，家国之愁，这种愁是诗人自己难以解决的。上书，皇帝不听；劝说，皇帝不理；讽谏，皇帝会恼怒。那诗人怎样排遣，是采取了不理、不采、不合作、不发言的态度。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虽带有一定的消积成分，然而大多的知识分子都不发言，都不合作，那“此时无声胜有声”拥有很大的力量。

　　历来咏西施的诗篇多把亡吴的根由归之于女色，客观上为封建统治者开脱或减轻了罪责。罗隐这首小诗的特异之处，就是反对这种传统观念，破除了“女人是祸水”的论调，闪射出新的思想光辉。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一上来，诗人便鲜明地摆出自己的观点，反对将亡国的责任强加在西施之类妇女身上。这里的“时”，即时会，指促成家国兴亡成败的各种复杂因素。“自有时”表示吴国灭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而不应归咎于西施个人，这无疑是正确的看法。有人认为这里含有宿命论成分，其实是出于误解。“何苦”，劝解的口吻中含有嘲讽意味：你们自己误了国家大事，却想要归罪一个弱女子，真是何必呢！当然，挖苦的对象并非一般吴人，而是吴国统治者及其帮闲们。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后面这两句巧妙地运用了一个事理上的推论：如果说，西施是颠覆吴国的罪魁祸首，那么，越王并不宠幸女色，后来越国的灭亡又能怪罪于谁呢？尖锐的批驳通过委婉的发问语气表述出来，丝毫不显得剑拔弩张，而由于事实本身具有坚强的逻辑力量，读来仍觉锋芒逼人。

　　罗隐反对嫁罪妇女的态度是一贯的。僖宗广明年间（880—881），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皇帝仓皇出逃四川，至光启元年（885）才返回京城。诗人有《帝幸蜀》一首绝句记述这件事：“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阿蛮”即“阿瞒”的通假，是唐玄宗的小名。前一回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于马嵬坡缢杀杨妃以杜塞天下人口。这一回僖宗再次酿成祸乱奔亡，可找不到新的替罪羊了。诗人故意让九泉之下的玄宗出来现身说法，告诫后来的帝王不要诿过于人，讽刺是够辛辣的。联系《西施》作比照，一咏史，一感时，题材不同，而精神实质并无二致。这样看来，《西施》的意义又何止为历史作翻案而已！

　　开元（713-741）后期，唐玄宗沉溺声色，奸佞专权，朝政日趋黑暗。为了规劝玄宗励精图治，张九龄曾撰《千秋金镜录》一部，专门论述前代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并将它作为对皇帝生日的寿礼进献给玄宗。唐玄宗心中不悦，加李林甫的谗谤、排挤，张九龄终于被贬为荆州长史。遭贬后，他曾作《感遇十二首》，运用比兴手法，表现其坚贞清高的品德，抒发自己遭受排挤的忧思。此篇为其第一首。

　　诗一开始，用整齐的偶句，突出了两种高雅的植物——春兰与秋桂。屈原《九歌·礼魂》中，有“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句。张九龄是广东曲江人，其地多桂，即景生情，就地取材，把秋菊换成了秋桂，师古而不泥古。兰桂对举，兰举其叶，桂举其花，这是由于对偶句的关系，互文以见义，其实是各各兼包花叶，概指全株。兰用葳蕤来形容，具有茂盛而兼纷披的意思，“葳蕤”两字点出兰草迎春勃发，具有无限的生机。桂用皎洁来形容，桂叶深绿，桂花嫩黄，相映之下，自然有皎明洁净的感觉。“皎洁”两字，精炼简要地点出了秋桂清雅的特征。

　　诗的前四句说兰、桂这些“草木君子”只要逢时就会欣欣向荣，生机盎然。兰叶在春风吹拂下“葳蕤”繁茂，桂花在仲秋明月的辉映下更显“皎洁”秀丽。春兰秋桂生意勃发，也给季节带来了荣耀，春、秋因兰、桂而成为美好的季节。这里既包含了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说明了时势造英雄，英雄壮时势的客观辩证法；也表达了真正的贤人志士只有在政治开明的时代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的思想，流露了自己对重新“遇时”的渴望。

　　诗的后四句从春兰秋桂芳香袭人的社会效果来委婉地说明自己行芳志洁并非为了求人赏识，以博取高名；象春兰秋桂的香气一样，它博得山林隐士的喜爱，只是客观效果而已；实际上，兰、桂散发芳香并非有意希求人们来折取它，欣赏它，而是纯粹出于它们的本性。“谁知”两字对兰桂来说，大有出乎意料之外的感觉。美人由于闻到了兰桂的芬香，因而发生了爱慕之情。“坐”，犹深也，殊也。表示爱慕之深。诗从无人到有人，是一个突转，诗情也因之而起波澜。“闻风”二字本于《孟子·尽心篇》，其中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张九龄就把这章中的“闻风”毫不费力地拉来用了，用得这样恰如其分，用得这样自然，用得这样使读者毫不觉得他在用典故，这也是值得一提的。“何求”二字用得斩截有力，它淋漓尽致地将诗人不肯廉价赢得美名的清高志趣给表现出来了。

　　这首诗以兰、桂自况，借兰桂之芳香比喻自己的高志美德，使人感到贴切自然，蕴含深厚，耐人寻味。

　　显然，诗中暗寓的是作者自己的遭际与感受。孤鸿是自喻，而双翠鸟则指在朝中窃据高位的李林甫、牛仙客之流。全诗以孤鸿的口气，写出了诗人的政治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高逸的情怀。

　　全诗共十句，可分为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借孤鸿所见，描写双翠鸟盛气凌人、得意忘形的神态；前两句很耐人寻味，经历过大海上的惊涛骇浪的孤鸿，对对一条小小的护城河却不敢顾，说明人世（特别是朝廷）的险恶远远超过了自然界的险恶。而在这孤鸿“不敢顾”的地方有一双小小的翡翠鸟却竟在珍贵的三珠树上营巢，高高在上，气势熏天。“侧见”有两重意义，一是说明翡翠鸟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令人侧目而视；二是说纵然翡翠鸟悲气焰嚣张，但孤鸿对之却不屑正视，由此，也就引发出第二层，即第五句以下的六句。前两句从翡翠鸟骄横情态，想到它们会招致的后果提出问题，这是一个反问。翡翠鸟站立在珍木之颠，窃据高位，飞扬跋扈，难道就不怕别人难以容忍吗？不怕从背后打来的致命的金弹吗？接着平静地指出了一条耐人寻味的生活哲理：“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物极必反，地位与权势在官场中愈显赫，也就愈易成为别人猎取的目标，覆灭的日子也就愈近。正因如此，诗中这只孤独的鸿雁，并不艳慕翠鸟一时的荣耀，也不怨恨自己的一时失意，这就引发了最后两句，孤鸿自己决心高举苍冥，翱翔云中，让那些“弋者”的欲望无法得逞。这里所暗寓的是诗人不羡慕荣贵，澹泊名利和决意隐退的情怀，同时也进一步衬托出了翠鸟多代表的小人们狭隘、浅薄的品行。第二层写出了孤鸿的感受。

　　在描写中，作者始终注意从对比的角度去表现孤鸿与翠鸟的境况。孤雁之于翠鸟，一独一双，一大一小，一质朴一华艳，一方来自浩瀚大海，一方守者小小池潢。然而，小巧的翠鸟却是高高在上，统领要地。“三珠树”，是神仙世界的珍木，它们“巢居”于上，可谓显贵之至。与此相反，硕大的鸿雁对双翠鸟只能“侧见”，甚至“不敢顾”那暗指朝廷的“池潢”，可知其处境的低微与险恶，更反衬出了翠鸟们不可一世的气焰。真可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此诗本是借自然界的禽鸟寄寓作者的境遇与感慨，但由于作品巧妙地选用了鸿雁与翠鸟的形象、成功地写出了它们的特点，使得作品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寓意本身，反映了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和生活哲理。

　　这是一种修行境界在打坐中感受到淡泊明智、宁静致远。这种心如虚空唯一至精的感受谁能知道呢？对自己还没有达道的功夫的谦虚还是经常有一点心乱，想更上一个境界一念不生是谓诚。

　　这首诗写诗人在登高望远中表现出来的不凡的胸襟抱负，反映了盛唐时期人们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

　　诗的前两句写所见。“白日依山尽”写远景，写山，写的是登楼望见的景色，“黄河入海流”写近景，写水写得景象壮观，气势磅礴。这里，诗人运用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既高度形象又高度概括地把进入广大视野的万里河山，收入短短十个字中；而后人在千载之下读到这十个字时，也如临其地，如见其景，感到胸襟为之一开。

　　首句写遥望一轮落日向着楼前一望无际、连绵起伏的群山西沉，在视野的尽头冉冉而没。这是天空景、远方景、西望景。次句写目送流经楼前下方的黄河奔腾咆哮、滚滚南来，又在远处折而东向，流归大海。这是由地面望到天边，由近望到远，由西望到东。这两句诗合起来，就把上下、远近、东西的景物，全都容纳进诗笔之下，使画面显得特别宽广，特别辽远。

　　就次句诗而言，诗人身在鹳雀楼上，不可能望见黄河入海，句中写的是诗人目送黄河远去天边而产生的意中景，是把当前景与意中景溶合为一的写法。这样写，更增加了画面的广度和深度。而称太阳为“白日”，这是写实的笔调。落日衔山，云遮雾障，那本已减弱的太阳的光辉，此时显得更加暗淡，所以诗人直接观察到“白日”的奇景。至于“黄河”。当然也是写实。它宛若一条金色的飘带，飞舞于层峦叠嶂之间。

　　后两句写所想。“欲穷千里目”，写诗人一种无止境探求的愿望，还想看得更远，看到目力所能达到的地方，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站得更高些，“更上一层楼”。从这后半首诗，可推知前半首写的可能是在第二层楼（非最高层）所见，而诗人还想进一步穷目力所及看尽远方景物，更登上了楼的顶层。在收尾处用一“楼”字，也起了点题作用，说明这是一首登楼诗。

　　诗句看来只是平铺直叙地写出了这一登楼的过程，但其含意深远，耐人探索。“千里”“一层”，都是虚数，是诗人想象中纵横两方面的空间。“欲穷”“更上”词语中包含了多少希望，多少憧憬。这两句诗发表议论，既别翻新意，出人意表，又与前两句写景诗承接得十分自然、十分紧密，从而把诗篇推引入更高的境界，向读者展示了更大的视野。也正因为如此，这两句包含朴素哲理的议论，成为了千古传诵的名句，也使得这首诗成为一首千古绝唱。

　　这应当只是说，诗歌不要生硬地、枯燥地、抽象地说理，而不是在诗歌中不能揭示和宣扬哲理。像这首诗，把道理与景物、情事溶化得天衣无缝，使读者并不觉得它在说理，而理自在其中。这是根据诗歌特点、运用形象思维来显示生活哲理的典范。　这首诗在写法上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首全篇用对仗的绝句。前两句“白日”和“黄河”两个名词相对，“白”与“黄”两个色彩相对，“依”与“入”两个动词相对。后两句也如此，构成了形式上的完美。

　　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选录这首诗时曾指出：“四语皆对，读来不嫌其排，骨高故也。”绝句总共只有两联，而两联都用对仗，如果不是气势充沛，一意贯连，很容易雕琢呆板或支离破碎。这首诗，前一联用的是正名对，所谓“正正相对”，语句极为工整，又厚重有力，就更显示出所写景象的雄大；后一联用的是，虽然两句相对，但是没有对仗的痕迹。所以说诗人运用对仗的技巧也是十分成熟的。

　　此诗以无价宝比有心郎，阐述了女子对爱情的重视和追求；以易求反衬难得，诉说了爱情追求的艰难与痛苦。诗人以自己切身的生活经验得出痛苦的结论，喊出被侮辱被损害妇女的苦闷心声，这是对封建社会中妇女普遍遭受婚姻不幸的高度概括。全诗格调哀婉，含蕴深刻。

　　韦毅《才调集》将这首诗直标为《寄李亿员外》。从诗意可以看出，此诗是在咸宜观当道士时写的，可以把这首诗看成是鱼玄机对李亿绝望后表示心迹的诗。

　　古代女人毫无地位，常被男人随意冷落抛弃，所以古代女人多有对男人之无情的不满和哀叹。男子可以妻妾成群，女子却只能从一而终，不能自由恋爱。腐朽的制度，造成许多男子在爱情上喜新厌旧，情意不专，因而女子要想寻得一个有情有义的丈夫，比寻求一件无价之宝还难。

　　此诗是至情之语，不仅表现了她对李亿之无情的怨恨，也写出了古代被遗弃女子的怨愤，高度概括了封建社会中妇女普遍不幸的遭遇，喊出了被侮辱被损害妇女痛苦的心声。

　　鱼玄机才十四岁便嫁给李亿为妾，原先甚得李的宠爱，后李因其妻之谗言，而将玄机冷落。她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出发，总结出了当时女子的爱情，哀婉的韵律，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小松》借松写人，托物讽喻，寓意深长。

　　松，树木中的英雄、勇士。数九寒天，百草枯萎，万木凋零，而它却苍翠凌云，顶风抗雪，泰然自若。然而凌云巨松是由刚出土的小松成长起来的。小松虽小，即已显露出必将“凌云”的苗头。《小松》前两句，生动地刻画出这一特点。

　　“自小刺头深草里”描写小松刚出土，的确小得可怜，路边野草都比它高，以至被淹没在“深草里”。

　　但它虽小而并不弱，在“深草”的包围中，它不低头，而是“刺头”——那长满松针的头，又直又硬，一个劲地往上冲刺，锐不可当。那些弱不禁风的小草是不能和它相匹敌的。“刺头”的“刺 ”，一字千钧，不 但准确地勾勒出小松外形的特点，而且把小松坚强不屈的性格 、勇敢的精神 ，形象地勾画出来了。一个“刺”字，显示出小松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小”，只是暂时的，相对的，随着时间的推进，它必然由小变大。

　　“而今渐觉出蓬蒿。”蓬蒿即蓬草、蒿草，草类中长得较高者。小松原先被百草踩在脚底下，可现在它已超出蓬蒿的高度；其他的草当然更不在话下。这个“出”字用得精当，不仅显示了小松由小转大、生长变化的情景，而且在结构上也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出”是“刺”的必然结果，也是未来“凌云”的预兆。事物发展总是循序渐进，不可能一步登天，故小松从“刺头深草里”到“出蓬蒿”，只能“渐觉。“渐觉”说得既有分寸，又很含蓄。是谁“渐觉”的呢？

　　只有关心、爱护小松的人，时时观察、比较，才能“渐觉”；至于那些不关心小松生长的人，视而不见，哪能谈得上“渐觉”呢？

　　“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小诗的后两句是说，那些人当时不识这可以高耸入云的树木，直到它高耸入云霄，人们才说它高。后两句，作者笔锋一转，发出深深的慨叹。这里连说两个“凌云”，前一个指小松，后一个指大松。大松凌云，已成事实，称赞它高，并不说明有眼力，也无多大意义。小松尚幼小，和小草一样貌不惊人，如果能识别它就是“凌云木”，而加以爱护、培养那才是有识见，才有意义。然而时俗之人所缺少的正是这个见识，所以诗人感叹说：眼光短浅的时人，是不会把小松看作栋梁之才的，有多少小松由于时人不识，而被摧残、被砍杀啊！这些小松，和韩愈笔下“骈死于槽枥之间”的千里马，不是遭到同样悲惨的命运吗？

　　杜荀鹤出身寒微，虽然年青时就才华毕露，但由于“帝里无相识”（《辞九江李郎中入关》），以至屡试不中，报国无门，一生潦倒。埋没深草里的“小松”，不也正是诗人的自我写照？由于诗人观察敏锐，体验深切，诗中对小松的描写，精炼传神，诗情与哲理，幽默和严肃，在这首诗里得到有机的统一，字里行间，充满理趣，耐人寻味。

　　全诗前句谆谆教诲，年轻时不要怕经历辛苦磨难，只有这样才能为终身事业打下基础；后句是危言警示，不要在怠惰中浪费光阴，说明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辩证道理。这首诗语言上通俗浅近，平易自然，通读全诗，没有一难解字句，质朴之至，仿佛从诗人心中自然流出，毫无半点雕琢痕迹。

　　首联先叙侄子虽未入仕却能于世道纷乱之时谨守礼道，勤奋修业。诗人以此来刻画书堂主人独特的精神风貌，赞美之情溢于言表。他信守儒家尊奉的道德规范，重视修身立德，“家山虽在干戈地”，仍要“常修礼乐风”。对比之中既明弟侄的勤勉好学,更显其卓然的高洁品格。

　　颈联则由人写到书堂之景：窗外绿竹摇曳，影入书案，远处泉水潺潺，流入砚池。视觉与听觉相结合，我们可以想见其弟侄伏案苦读、砚池墨耕的情形。

　　尾联是对侄子的劝勉之辞，劝弟侄莫荒废时光、学业。

　　这首诗语言上通俗浅近，平易自然，通读全诗，没有一难解字句，质朴之至，仿佛从诗人心中自然流出，毫无半点雕琢痕迹，令你不能不佩服诗人的艺术之高超。这是就全篇来说的，若就其佳句来说，真如行山阴道上，令人应接不暇。“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人砚池中”，写景诗句诗情画意，情景交融，却又自然晓畅。同时，这首诗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体现的是杜荀鹤的一个显著艺术特征。杜荀鹤是唐末时一位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他诗学杜甫、白居易，以揭露弊政，反映民生疾苦为宗旨，注重弘扬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

　　诗写得曲折，理析得透彻。短短的二十八个字中，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精妙的生命辨证。 南宋诗人姜夔在总结前人诗歌创作经验时，用四个高妙来说明优秀作品：“（1）碍而实通曰理高妙；（2）事出意外曰意高妙；（3）写出幽微，如深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彩，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杜荀鹤的《泾溪》诗正是理高妙的杰作。从表面看，诗的事理是碍而不通的。因为行舟水上，遇险不倾，平流却覆，似乎不合常理。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不通的现象中，潜藏着大通的本质。因为舟是人驾的，舟的载沉，不取决于路的平险，而决定于人的状况。溪险石危时，人人警惕，，自然安如泰山；平流无石处，容易懈怠，往往舟覆人亡。这，正是杜荀鹤《泾溪》诗析理的高妙之处。

　　推而广之，杜荀鹤在这里绝不仅仅说明行船的道理，他也在比拟人事的成败。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中说：“诗穷而后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叙》中列举了文王、孔子、左丘明、屈原、韩非五人遭遇困厄，发愤著书，终成大器的故事。其中的道理，与《泾溪》诗是完全一致的。《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有一句名言：“生于忧患，亡于安乐。”句中的“忧患”正如泾溪的“险”；句中的“安乐”正如泾溪的“平”；句中的“兴”、“亡”正如泾溪的“不闻倾覆”与“沉沦”——水性与人性在此又一次严密吻合。 究其载沉原因，比拟人事成败，有以下四个方面：

　　（1）懈怠。《吴越春秋》载：吴王夫差兴于忧患之时，励精图治，打败了越王勾践。后来，昧于安乐，怠于治国，最终被越所灭。这个故事正好反映了兢慎则成，懈怠则败的教训。韩国著名围棋国手曹熏铉对其天才弟子李昌镐进行评价时断言：最容易毁掉弟子前程的是自我管理失败（即盛名之下的懈怠）。结果，李昌镐事事兢慎，如日方中。倒是李昌镐的对手，怠于人事的聂卫平棋圣毁掉了自己的大好河山。这，又是泾溪诗意的精确注解。

　　（2）麻痹。众所周知，危险的局面使人警惕，平顺的局面促人大意。而失败的毒素，往往存在于大意之中。陈寿《三国志》记载：蜀汉大将关羽统兵伐魏，围困樊城，水淹七军，兵锋所指，无不望风披靡。于是，关羽骄傲起来，放松了对其后路东吴的戒备。结果，吴将吕蒙袭夺荆州，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这说明了大意与麻痹的危害。需知世上无顺事，事顺则藏险。如果居安不虑危，当然是取败之道。明乎此，也就能洞悉太平洋战争中，美国珍珠港内不可一世的太平洋舰队覆灭的奥秘了。

　　（3）固步自封。有一位老人说过：“如果和平与繁使人不思进取，固步自封，那么，真正的危险就在其中孕育。”甲午战争，泱泱中华大国竟然被弹丸的日本击败。原因很简单，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力蒸蒸日上；中华自恃地大物博，完全无所作为。两相比较，胜负的天平自然倾斜。同理，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挡不住精勇骠悍的纳粹雄兵；万里长城巨大屏障，挡不住北方草原的强大铁骑；中原汉人的太平梦想，常常被游牧民族搅得满目疮痍。安于现状、固步自封的危险，于此可见。

　　（4）分裂。小说《三国演义》中有这样的故事：曹操打败了袁绍的主力，袁绍病死了。他的儿子和女婿精诚团结，退据北方。曹操急攻不下，便采用了谋士郭嘉的建议，引兵撤退。危险暂时消失了，曾经并肩战斗的袁家子弟们开始了争权夺利。他们自相残杀起来，结果是两败俱伤。曹军顺势北进，彻底消灭了袁家的残余势力，统一了祖国北方。这个故事深刻地揭示了安乐对人性的毒化作用。危险消失了，人心也就散了，曾经有过的齐心协力、共度时艰的局面不复存在。试想同舟不共济，南辕却北辙，能不遭受灭顶之灾吗？

　　以上四点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是，已经具有触目惊心的巨大震撼力。在杜荀鹤《泾溪》诗中，过往船只的倾覆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绝对和平流中的舟人失去兢慎有关。万事成功都得缘于进取，大凡失败莫不是堕志。水如此，人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谁也不能例外。

　　今天，我们的国家渐渐强盛，国民的生活渐渐富足，忧患的日子渐渐远去。但是，歌舞升平的表象里下面，却汹涌着极其险恶的暗流。东有美日，北有强俄，内有台岛，政经隐忧……当此希望与忧患并生的时刻，我们重读《泾溪》诗，其现实的意义不容低估。它能使我们洞察和平背后潜藏的危险，重温“兴于忧患，亡于安乐。”的古训，理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凝聚民族复兴的伟岸张力。帮助我们寻找正视挑战，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

　　这，正是水性与人性的实质，也是杜荀鹤《泾溪》诗的真正价值。寓含的哲理：告诫人们要居安思危，处盈虑亏，枕戈待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