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鼓词作家。原名应宠，字思退，一字晋蕃，号凫西,又号澹圃。署名木皮散客,又作木皮散人、木皮子。山东曲阜人。根据他的《归兴诗》推定，约生于1590～1594年之间，《曲阜县志》记载他终年在80岁以上，约卒于1676年。明崇祯十二年(1639)，以贡生授河北固安县令，居官有政声。不久擢升部曹，后又升任刑部郎中。明末告休还乡。清代初年，曾与有抗清活动的文人丁耀亢、阎尔梅过从甚密。后被迫仍补旧职。数月后称病复请告休，不准，遂假以说鼓词、废政务自劾免职，重回曲阜故里。晚年，因佯狂不羁，不容于乡党，移家滋阳，闭门著书，后以病卒。

贾凫西曾与孔尚任有很深的交情。孔尚任有《木皮散客传》,说他“喜说稗官鼓词。……说于诸生塾中,说于宰官堂上,说于郎曹之署”。又说他“居恒取《论语》为稗词，端坐市坊，击鼓板说之”。贾凫西的鼓词作品主要是《木皮散人鼓词》，另外，孔尚任说他还有《论语》稗词，一般认为《桃花扇》传奇中《听稗》一折的《太史挚适齐》即是。还有署“凫西遗著”的鼓词抄本《齐景公待孔子》、《子华使于齐》、《齐人一妻一妾》3种。其中《齐人一妻一妾》,近人蒋瑞藻《小说枝谭》认为是贾凫西的作品,但都难于确证。另有《澹圃恒言》3卷，《澹圃诗抄》一卷。现存《澹圃诗草》多经删削。孔尚任说他的著作“文字雅俚庄谐不伦，颇类明之李卓吾、徐文长、袁中郎者，乡人多不解”。实际上贾是一位具有朴素的民主政治思想的文人。

《木皮散人鼓词》从三皇五帝一直说到明末崇祯吊死煤山，是带有批判性质的讲史。它抒发了作者的感慨，表达了作者的历史观和政治思想。作品深刻地揭露和嘲弄了历代帝王的尔虞我诈、假仁假义，即使是被历来史家作为美谈的尧舜禅让，他也极为辛辣地予以嘲讽。作品还批判了“天命”和“宿命”的迷信观念，指斥历史上“欺软怕硬、直死歪生”的不公正现象。否定“福善祸淫，天理昭彰”的说法。作者在这部鼓词中既说透了“从古来争名夺利不干净”，也宣扬了“倒不如淡饭粗茶茅屋下，和风冷露一蒲团”、“算来名利不如闲”的遁世思想，这正反映了明末遗民的消极情绪，也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局限性。《木皮散人鼓词》的曲词，时以乡谚、土语出之,俚不伤雅,尤能声韵铿锵，朗朗上口。

《木皮散人鼓词》于清代初年就在山东诸城、潍县、日照一带以抄本流传，至清同治年间才有福山王氏收入《天壤阁丛书》以刻本问世，其后有沔阳卢氏刻本和叶德辉收入《双梅景?丛书》的刻本。另外还有一些影印本、石印本、排印本。这些版本分为两个系统：一种是清康熙年间孔尚任（署名云亭山人）序本，一般称为繁本；一种是清乾隆元年(1736)丁恺曾（署名统九骚人）序注本，一般称为简本。简本删削了一些涉及元代和明末的文字，当是对满族封建统治者有所避忌之故，另外还删削了鼓词里使用的大量土语、乡谚，也失去了不少乡土色彩。

他就是明清之际的著名人物贾凫西。

贾凫西，名应宠，字思退、晋藩，自号木皮散客。他籍贯为曲阜，其家在曲阜城西一个靠近泗河的村庄里，那里距兖州府城滋阳更近些，所以他活动得更多的地方倒是兖州。他自幼读书博闻强记，科举却并不顺利，最终只是个贡生。贡生已有做官的资格，他于崇祯九年（1636）48岁时到河北易州任副职，两年后又任固安县令，最后于崇祯十四年（1641）进京任户部主事。他这次为官一共六年，在任上是颇有建树的。入清后的滋阳县令说他是“经济之才”，“建树卓卓，不啻武侯治蜀。”把他和诸葛亮相提并论，虽未免溢美之嫌，却也并非毫无根据。例如在固安时，上任不久他就革除不少弊政，其中的一项科敛每年减去百姓负担粮二千多石。在户部时，他上疏皇帝，又面奏六事，皆被采纳。但他生性嫉恶如仇，看不惯官场的腐败。他的顶头上司户部尚书傅淑训公开向他索贿，更使他看不起；他坚决不向傅淑训送礼，傅恼羞成怒，千般对他中伤排挤。他岂能受这般鸟气，一气之下引病告退。

两年后，明朝灭亡。接着清世祖福临在北京即位，是为顺治帝。贾凫西和其他明遗民一样，避居乡里，拒绝和新朝合作。同时又秘密地谋求着反清复明的活动。他的好朋友沛县人阎尔梅此时已经散尽家财，奔走抗清。据说他们和活动于鲁西北的抗清武装榆园军保持着联系。多年以后，阎尔梅为仇家所讦，被迫亡命赵魏，还曾在兖州贾凫西家中躲避过。阎尔梅作过一首《重过兖州》的诗，可以看作是他和贾凫西共同的心声：

亭长台西旧酒徒，疏狂名姓满江湖。

每从世外寻高蹈，不识人间有畏途。

季札重来周乐散，奚斯一去鲁宫芜。

高楼极目谁同醉，正月愁听有蟪蛄。

“季札重来”一联道出了深深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寻高蹈”一联则写出了他们义无反顾的选择：坚决反清复明的事业。

但是，到了贾凫西63岁的时候，竟一改初衷，又做了清朝的官。导致贾凫西二次出仕的最直接原因，是他为了报复一个一贯跟自己过不去的县尉。我们找不到确切的记载来证明这个家伙是在曲阜或在兖州，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恩怨的始末详情；但不难想见，以贾凫西那样的性格，是绝对不会奴颜婢膝地去巴结那胸无点墨的地方恶吏的。那个县尉三番五次欺侮他，使他忍无可忍；而在“官大一级重于泰山”的时代，对付这样诌上欺下媚强凌弱的小人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官比他大。再说，此时清朝统治已日趋巩固，抗清复明已无丝毫可能；而朝廷也正积极笼络汊族知识分子和明旧臣，征召他们出仕为官，已经有一批著名明臣相继应征。改变初衷出山仕清对贾凫西来说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也是他为了谋生存而不得不迈出的一步。

贾凫西应召进京任了刑部郎中。接着受命到福建的汀州一带巡视。顺路经过故乡，他找了个理由，报复了那个县尉。他令人把他捆绑起来，掷于阶下，痛打一顿。看着那县尉磕头如捣蒜连连求饶的样子，贾凫西大叫“痛快”！这就是他的性格；敢爱敢恨，表里如一；不平则鸣，而且要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不屑于“君子不念旧恶”的假惺惺的“恕道”，他要睚眦必报！孔尚任的《木皮散客传序》说贾凫西“常着公服以临乡里，催租吏至门，令其跪，曰否则不输；故旧科跣相接，拱揖都废”，正是他性格的绝妙写照：越是势利小人，像那对百姓如狼似虎的催租恶吏，贾凫西越要十足地端起自己官员的身份架子，使他们不敢狐假虎威；其实他并不是那种极迂腐地讲究封建礼法的人。见了老朋友，他甚至是可以光头赤足，衣履不整，连打拱作揖这样的常礼都可以免去的。

贾凫西的这次出仕时间更短，还不到一年。大约是恶气已出，目的达到，再践以前不仕新朝的诺言。但他一开始请求辞官，并未获得朝廷批准。他就对上司说：“你为什么不弹劾我呢？”上司奇怪地问：“你没犯罪，我为什么要弹劾你？”贾凫西说：“我整天在衙门里唱鼓词，哪能不耽误政务？你就以这罪名来弹劾吧！”上司发现他真心想辞官，竟依他之计而行，贾凫西果然再度辞官回乡。

此后贾凫西再也不曾出仕做官。那年他64岁，直到他87岁去世的二十多年里，他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了木皮鼓词的创作演唱。

木皮鼓词是一种流行于民间的说唱艺术。木是醒木，皮是鼓，演唱者以这两种乐器为伴奏，大概类似于今天的大鼓或者渔鼓。鼓词明白如话，通俗晓畅，唱腔朴实无华而又韵味悠长，特别适宜表达那种悲壮中又有哀惋无奈的苍凉情绪。据戴方坤《游崇善寺记》，阎尔梅也是喜欢这类“下里巴人”艺术的。他有一次在醉后“狂歌叫骂”，“挞郑元和乞食莲花落一套，如吴下风流子弟；歌尉迟公饯别，如明北曲老乐工”。看来，贾凫西和阎尔梅不仅志趣相投，而且性格相近。他们都是生于天下大乱的时代，经历了国家灭亡，见惯了流离失所，敏感的心灵受到了太多的伤痛。和其他遗民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除了选择诗作为发泄外，他们又都看中了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曲艺。“木皮随身，逢场作戏；身有穷达，木皮一致。”“说于诸生塾中，说于宰官堂上，说于郎曹之署，还要说于街巷市场。曲艺，是他们抒发愤懑表达感慨的最有效手段。

“忠臣孝子是冤家，杀人放火享荣华，太仓里的老鼠吃得撑撑饱，老牛耕地倒把皮来剥！”贾凫西的鼓词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人世间的不公平和社会的黑暗。一直被统治者用来麻醉弱者的“天理”和“来世”，贾凫西也指出了那是假的：“有几个持斋行善的遭天火，有几个做贼当龟的中了高科。有几个老老实实的挨打骂，有几个凶神恶煞的抢些牛骡。纵然是天老爷面前是不容讲理，但仗着拳头大的是哥哥！”“春秋时的那个孔子，难道他不是积善之家？只生下一个伯鱼，还落得老来无子；三国时的曹操，岂不是积不善之家？倒生下二十三个儿子，大儿子做了皇帝，好不兴头！”“可见半空中的天理原没处捉摸，来世的因果也无处对照。”历来被认为神圣不可亵渎的皇帝，在贾凫西的笔下却是那么卑鄙可憎：汉高祖是“挺腰大肚装好汉”，曹操父子是“如狼似虎”、“老贼”，隋炀帝“灭绝人伦”；唐太宗“比鳖不如”，元顺帝是“不爱好窝的癞蛤蟆”。他们“要制服天下，不知经了多少险阻，干了多少杀人放火没要紧的勾当，费了多少心机，教导坏了多少后人”。贾凫西无情地嘲笑他们，说皇帝圣贤头上戴的冕旒是“桑木板顶在脑瓜上，也不怕滴溜溜地泥丸打了眼圈”。历代帝王为了争一己之利，给百姓造成了数不尽的痛苦，“总之弱肉强食，尽之乎矣”。不难看出，他所概括的中国两千年历史，已经没有了神圣和庄严，而是那么可笑、滑稽、丑恶，在冷嘲热讽中，寄托着贾凫西多少愤慨！这正是一个经历了亡国之痛的文人的思考和发泄。

贾凫西的鼓词的受众主要是社会下层，几百年中，在民间的流传十分广泛。其鲜明的战斗性和离经叛道精神，也受到了有识之士高度称许。如有人把鼓词比之为“子美之诗史，屈平之《天问》”；有人说“言语之痛快，文字之激烈，当亦金圣叹、吕留良之留亚也”。“数千年兴衰治乱，咸寄托于鼓板歌词，亦庄亦谐，宜俗宜雅，可歌可泣，能立能廉。木铎一声，俨如《春秋》之笔伐；金鉴千古，匪同稗史之荒唐。”

应该指出的是，贾凫西的愤世嫉俗，虽然尖锐泼辣，振聋发聩，他的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背离儒家道德范畴。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坚决彻底的儒学信徒。在鼓词的开篇，他提出自己“言言都是药石，事事可作鉴戒”；“使那刚胆之人，听说那忠臣孝子，也动一番恻隐；那婆心的人，听说那奸恶邪淫，也动一番嗔怒”。“与臣言忠，与子言孝”，是他的创作宗旨。贾凫西在鼓词之外，还有《四书本义》、《诗纲》、《周易浅解》等讲解儒家经典的著作。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贾凫西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这使我们想起了鲁迅先生对嵇康、阮籍的评价。一般人认为嵇阮是魏晋时候礼教的破坏者，鲁迅指出，“这其实并非他们的本意”；他们“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贾凫西正是这样一个人物。

贾凫西虽然两度弃官，在鼓词中也表示“争名夺利不干净”；“汉陵唐寝麒麟冢，只落得野草闲花荒路边。倒不如粗茶淡饭茅屋下，和风冷霜一蒲团。科头跣足闲玩耍，醉卧狂歌号神仙。日上三竿眠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但他在这里表示的是不愿意和丑恶的社会现实同流合污，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消极避世。他宁可“冬日寒天，荒村野店，冷炕无席，单衣不掩，一似那嚼雪的苏武，僵卧的袁安”；“曾经万里长江险，些小风波只当无”，这些鼓词都生动地表现了他坚决的百折不回的性格。事实上，贾凫西是一个十分争强好胜，热烈地拥抱世俗的人。他“亦婚亦宦，亦治生产；婚必美妻妾，宦必显，生产必良田广宅，肥牛骏马；蔬果鸡豚之属，俱非常种”。他不仅有着健康的体魄，更重要的是他有健全的人格和自由开放的心态，完全不同于迂拘的腐儒。他毫不掩饰地张扬着自己的个性，九死而无悔。他公开宣称：“吾好利，能自生之，不夺窃；夺窃，盗也；吾好势，吾竞使之，不谬为谦恭，不仗人；谬谦恭，娼也；仗人，犬也。”贾凫西这种特立独行的性格，反映在学术上是不人云亦云，见解独到，别具只眼。他对“经史中帝王师相别有评驳，与诸生不同”。然而在中国传统中，学统和道统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他学术上的好为新说便自然地被认为是离经叛道，“闻者咋舌，以为怪物”。但他不以为意，我行我素，“行年八十，笑骂不倦；夫笑骂人者，人必笑骂之，遂不容于乡”，最后竟于大约康熙十四年（1678）左右客死于滋阳。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年封建传统的专制国度里，贾凫西无疑是一个另类。他的自由思考被为视为异端邪说；他的嬉笑怒骂招人憎恨厌恶；他的争强好胜又招人嫉妒，他又怎么能“容于乡”！比起和他有相似性格的李贽来，他能活到高龄而安然辞世，已经是十分幸运了。

贾凫西死后，葬于城西牛王村南，并立有墓碑及石马石羊等。《滋阳县志》记：“贾郎中墓，在城西牛王村，明刑部郎中贾应宠葬此。”贾墓及碑刻等物毁于文革中，近年兖州市文化局已在原址重新建墓树碑，并被公布为济宁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贾凫西的著和除前述者外，还有《澹圃恒言》及诸体诗若干卷，稿本藏山东省博物馆。另外，据徐复岭先生的研究，清代著名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署名“西周生”）和拟话本小说集《醉醒石》（署名“东鲁古狂生”），也是出自贾凫西的手笔。徐先生的论证确实有相当说服力。然则贾凫西实在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作家。

贾凫西与孔尚任的父亲孔贞璠是好朋友。孔尚任年幼时到他家去，他把好东西给尚任吃，又说：“我平时自奉俭朴，现在给你好东西吃，不是因为你是故人之了，而是我看你聪明，将来或许有用你之处。你看那个扫地的，他也是故人之子，他既为奴才，我便以奴才待之！”孔尚任后来在戏剧杰作《桃花扇》中写了柳敬亭的形象，那其中明显有贾凫西的影子；而且剧中还大段地引用了贾凫西的鼓词。更重要的是，孔尚任写了《木皮散客传序》，以他生动传神的文笔描摹下了贾凫西的形象，是今天进行研究的最重要资料。看起来，贾凫西确实是有知人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