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详细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权的具体过程,从而警告后世君王不要渐积养祸。当然,作者把“乱国”的根源归咎于宦官、女祸,这种观点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应,结构清晰,分析细密,说理层层递进,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深厚功力。
宦祸的形成,从宦者的工作性质说,他接近皇帝,熟悉皇帝的生活习惯与思想志趣;从宦者本人说,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又因为是阉者,无亲属羽翼,无道德、学术素养与从政经验,本来势孤力单,难得众心。但一旦弄权,为确立威望,就特别专横残忍,排除异己,不遗余力。文章在总括宦者的特质之后,即随之层层铺衍。这类人也极其机灵,见风使舵。他们先以“小善”、“小信”来固人主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赖;一遇君主信任之后,即时进谗言,用祸福之事吓唬君主,离间重臣,以达到把持君主之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君主对终日侍奉左右的宦者“日益亲”,对朝中的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也就“日益孤”了。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君主对朝中重臣就难以信任,他自己的惧祸之心就“日益切”,宦者对君主的把持也就“日益牢”了。于是,国家的安危就取决于宦者的喜怒,亡国的祸患就潜伏在廷帷之间。往日君主所依靠的重臣,现在反而变成将要为患的对象。正所谓是非颠倒,黑白莫辨。等到皇帝清醒过来,发觉养祸已深,想与已被疏远的朝臣一道清除为非乱政的宦者,但如果进行缓慢,则养祸日深,难以铲除;若操之过急,谋划不周,那宦者就要先行一步,挟持君主作为人质,使得君主与朝臣无法共图义举。即使付诸实施,也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弄得“亡国”、“亡身”,使奸豪得以借口乘机而起,尽诛宦者而取代国政。这就是汉唐宦者乱人之国的惨痛历史教训。
篇末,作者再从人主角度宕开一笔,引入深层思考。作为君王,主观上总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至于亲左右,疏贤臣,也原非其本意。但为什么终于出现宦祸这一现象呢?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宦者处于近侍的有利条件,若人主稍不警觉,那渐集之势就会酿成大祸。这样一提,就更加引起后世君主的警惕了。文章的结尾,又重提女祸之害,再一次与宦者之害作对照,以强调宦者之祸“深于女祸”的论点,并与开篇相呼应。
全文就前代宦者乱国的史实,条分缕析,层层演进,从中得出宦官得以乱国的根本原因。文中又采用一宾一主的衬照手法,事显而意明,情深而理切,足为后世当国者戒。连同传文在内,堪称卓荦千古之文。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全部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