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前二段,说明不曾如约去河畔给尹送别,又未能及时写信的原因。《欧阳修集》中有《于役志》,记录了此行经过。
第三段,说到江陵府后问当地人,说这里离郢州只有二天路程,才高兴地给尹写信。又在路上见到胞兄欧阳昞,说有人见到尹经过襄州,估计到郢州已经很久了。尹思想上的苦乐,不问也能明白,急于要问的,是别后身体平安否,家里的人对这次贬谪态度如何,曾经受到埋怨否,第六个儿子旧病痊愈否。
第四段,写自己路上的情况。一路多是过去游历过的,还有亲友接待,而且一直风平浪静。母亲亦为此行高兴。又听说夷陵物产丰富,像开封、洛阳,且多水果、蔬菜,更是觉得可喜。昨天因为到郡参见转运使,才知道自己已是县令了,其余一切都像过去一样。宋代的馆职,官位虽不高,却是储养人才的所在,不少卿相大臣都由此出身,所以欧阳修有“身是县令”的感慨。
第五段,是这封信中重要的一段,一方面解释尹的疑问,一方面说明自己的态度。说确曾担心过自己不自觉地以过于苛责别人来取得忠直的名声,如今想来决非如此。而当时给高若讷写信,也是由于极端愤慨而责备他,并非把他看作朋友。高若讷将这封信上告朝廷,是意料中的事。所以一路上来亲友们大多以这次被贬谪是出于意料慰问,都是不了解自己的思想。尹信上所说,做这件事并非忘了父母之恩,这又是错了。义之所在不得不发,获罪即使受死刑,不能说是忘掉父母之恩,这道理一时说不清楚,须得见面时详细讨论。这是封建社会中所谓“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欧阳修在《新五代史》的《明宗子从璟论》、《符习论》中都论及这问题,认为“忠孝以义则两得”,实际亦无法解决。
第六段,用古今言事者的对比,慨叹宋朝建国这五六十年来,像高若讷一样沉默畏惧的人,充斥世间,相师成风。所以突然间见到几个敢于言事的人,连地位低下的奴仆,也十分惊怪。据《宋史纪事本末》,范仲淹等被贬后,“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而讥(高)若讷,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以得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以幽州馆”。正因为舆论所归,所以在信中告诫不要津津乐道“前事”。现在在偏僻的地方作清闲的小官,只有每日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些事不必说,只是对“自疑”的简单说明罢了。
第七段,写在楚州与余靖见面时的谈话。据《于役志》,六月己未,“遂至楚州,泊舟西仓,始见安道(余靖)于舟中”,“辛酉,安道解舟,不果别”。说当时和余靖讨论人生遭遇的事很详细,余靖也认为如此,经常见到前代的著名人物,在论事时感动奋发不怕诛死,等到到了贬地,却忧愁哀伤形诸文字,他们心中的快乐痛苦和普通人一样,就是唐代的韩文公(愈)也不免如此。因此告诫余靖,不要写忧愁哀伤的文章。从中也可看出自己对待此事的态度吧。近代亦有因言事被贬的人,有的故作傲逸,有的放任于酒,声称只管大事不顾小节。而自己一直谨记您临别时的话,到夷陵后一定谨慎地做好本职工作,不会像当年在洛阳时那样游饮无度了。
这封信,是作者答复尹洙的疑问,抒发自己的怀抱,层次分明,感情充沛。作者把言事获罪被贬谪视为当然,说明当时给高若讷去信时,唯一担心的是责难他是否太苛刻,自己有无邀取忠直名声的动机,在自省不疑后,就一切处之泰然,不以迁谪之情萦怀。同时提出在贬所要勤官慎职,不作穷愁的文字,以韩愈为戒。并在此后与尹洙往来的信中,建议尹洙继续完成在馆阁时共修的《十国志》,表示“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其目的都在于和同时遭贬的朋友互相鼓励。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全部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