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悼念欧阳修的祭文,文章列举欧阳修生平大事颂扬其功业气节,结合叙述、议论、抒情,中肯实在,令人感佩欧公之气度。文章结构一气呵成,段落衔接自然流畅,且善用比喻,运用生动,句式骈散错落,造语奇崛,文采斑斓。并注重音韵变换,平仄迭换,前有浮声,后用切响,读来声调起伏顿挫,加之以缠绵幽婉的情思,充分展现哀痛缅怀的气氛。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
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
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2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
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