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过郡学，东顾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城中。并水得微径于杂花修竹之间。东趋数百步，有弃地，纵广合五六十寻，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阔，旁无民居，左右皆林木相亏蔽。访诸旧老，云钱氏有国，近戚孙承右之池馆也。坳隆胜势，遗意尚存。予爱而徘徊，遂以钱四万得之，构亭北碕，号‘沧浪’焉。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极。澄川翠干，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尤与风月为相宜。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噫！人固动物耳。情横于内而性伏，必外寓于物而后遣。寓久则溺，以为当然；非胜是而易之，则悲而不开。惟仕宦溺人为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于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胜之道。予既废而获斯境，安于冲旷，不与众驱，因之复能乎内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闵万古。尚未能忘其所寓目，用是以为胜焉！
译文注释
我因获罪而被贬为庶人，没有可以去的地方，乘船在吴地旅行。起初租房子住。时值盛夏非常炎热，土房子都很狭小，不能呼气，想到高爽空旷僻静的地方，来舒展心胸，没有能找到。
一天拜访学宫，向东看到草树郁郁葱葱，高高的码头宽阔的水面，不像在城里。循着水边杂花修竹掩映的小径，向东走数百步，有一块荒地，方圆约六十寻，三面临水。小桥的南面更加开阔，旁边没有民房，四周林木环绕遮蔽，询问年老的人，说：“是吴越国王的贵戚孙承佑的废园。”从高高低低的地势上还约略可以看出当年的遗迹。我喜爱这地方，来回地走，最后用钱四万购得，在北面构筑亭子，叫“沧浪”。南面是竹，北面是水，水的北面又是竹林，没有穷尽，澄澈的小河翠绿的竹子，阳光、阴影在门窗之间交错相接，尤其是在有风有月的时候更宜人美丽。我常常乘着小船，穿着轻便的衣服到亭上游玩，到了亭上就率性玩乐忘记回去，或把酒赋诗，或仰天长啸，即使是隐士也不来这里，只与鱼、鸟同乐。形体已然安适，神思中就没有了烦恼；所听所闻都是至纯的，如此人生的道理就明了了。回过头来反思以前的名利场，每天与细小的利害得失相计较，同这样的情趣相比较，不是太庸俗了吗！
唉！人本来会受外物影响而感动。情感充塞在内心而性情压抑，一定要借外物来排遣，停留时间久了就沉溺，认为当然；不超越这而换一种心境，那么悲愁就化解不开。只有仕宦之途、名利之场最容易使人陷入其中，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有才有德之士因政治上的失意忧闷致死，都是因为没有悟出主宰自己、超越自我的方法。我虽已经被贬却获得这样的胜境，安于冲淡旷远，不与众人一道钻营，因此又能够使我的内心和形体找到根本，心有所得，笑悯万古。尚且没有忘记内心的主宰，自认为已经超脱了。
注释
僦(jiù)
郡学：苏州府学宫，旧址在今苏州市南，沧浪亭就在其东面,郡国的最高学府。崇阜：高山。并：通“傍”杠：独木桥。钱氏：指吴越王钱镠。孙承祐：吴越王钱俶的小舅子，任节度使，镇守苏州，在苏州大建园亭。北碕：北边曲岸上。冲旷：冲淡旷远，这里既指沧浪亭的空旷辽阔的环境，也兼指淡泊旷适的心境闵：同“悯”，悲悯。寻：长度单位。锱珠：比喻极其微小的数量。
赏析
这篇文章作者模仿了柳宗元的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并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心态，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文章虽为记亭而作，但苏舜钦更借此抒发胸中丘壑，因而沧浪亭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在文中成为推进内容发展的关键。文章总体不仅叙事写景，更有抒情议论；文章各个部分不仅作现状的描述，更注重于表现事件和思维的发展过程。总之，文章的布局及表现方式都出于抒写感情的需要，这篇文字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横遭迫害的文人的心灵历程。
文章第一部分重在记叙，但在写构亭之前，以主要笔墨叙述了一个对高爽虚辟之地由“思得”、“不可得”而终于“得之”的过程。士居偏狭不能出气，欲得高爽之地。这与其说是感官上的需要，不如说更是心理上的需要。因而，对寓居之地的寻求，正是作者心理情态的反映。它说明，愤懑和抑郁长久沉重地压在作者的心头，但他又不甘被苦闷压倒，力图从这一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和他以前的许多文人一样，他也只能从政治环境转向大自然，从山水草木中获取感情的补偿。而孙承祐所遗下的池馆，以它环境之美，以它“旁无民居”的幽僻，让作者一下子捕获到了与其心灵所需相契之点。这一段写景，作者采用移步换景的表现方法，以“顾”、“得”、“趋”等字真切地写出了他被自然环境深深吸引的情态。而对于具体筑亭之事文中仅以“构亭北碕”一语带过。亭名“沧浪”，取义于先秦民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歌词寓含着洗濯政治污浊之意，但作者也无意在这点上展开，因为当他把大量笔墨用于抒情议论时，亭名的这一层含义已不言而喻，不需再赘述了。
这一佳地既然是作者在心情郁闷的情况下努力求索所致，因而他抒写自己从中获得的情趣，决非一般的赏心悦目。他一方面极写内心的舒坦自在，强调了他与大自然的息息相通；另一方面，与上文“旁无民居”之语相呼应，再次强调了连野老也不至的宁静。这显然不同于陶渊明，“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二首》）那种乡居生活的乐趣。这是苏舜钦从他蒙受不白之冤的经历出发而产生的特殊心态。这种不仅要摆脱政事，甚至要摆脱一切人间往来唯与“鱼鸟共乐”的极端追求，是他心理上对黑暗现实所作出的逆向反应。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说明，这次政治打击在苏舜钦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沉重印记。
接着，文意深入一层。如果说，以上所写主要表现了“形骸既适则神不烦”。那么，随之提出的“观听无邪则道以明”，则表明作者从对景色的沉迷转为清醒的反思和冷静的自责：这充分说明，作者现时的感情状态固然是受大自然的感染而成，却又是主观追求和自觉体验的结果，是有意识的心理调整，而浑浊丑恶的官场纷争和美好宁静的大自然两相对照，尤觉今日闲逸自在的可贵，也就更能实现他所需要的心理平衡。文章的最后部分，从对往事的“返思”再上升到理性的思考，这是由个人的遭遇而引出的在普遍意义上对人生处世问题的探讨，但即便如此，其中仍充满作者自己的感情体验。他体会到“惟仕宦溺人为至深”，并坦率地表示，自己被废，并重新寻求到寄寓感情之物有了这两个外界条件，才使他有可能清醒地认识到内外得失之原，也才能从对仕宦的沉溺中完全得以解脱。作者的这一自我剖析是很客观，也是很深刻的。像苏舜钦这样的封建知识分子，要从精神上摆脱仕宦的羁缚，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需要经历一个心灵搏斗的艰苦过程。这段文字反复出现一个“胜”字，显现出不同精神力量的较量，这正是作者自我感受在文字上的反映。然而，这种解脱毕竟是在无奈的情况下对现实的消极反抗。事实上，封建社会中没有几个失意文人能以这样的感情寄托方式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
这篇文章清晰地留下了作者仿效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的痕迹。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与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西小丘记》等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作者并非作简单的模仿，而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他自己的心态，特别是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