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笃的《论都赋》建议迁都长安,写得很策略;班固维护建都洛阳,在处理对前汉西都评价上,也极为谨慎小心。《西都赋》本为赞美、夸耀之词,不用说。《东都赋》开头云:
东都主人喟然而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子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
批评的矛头对准的是秦皇而非汉帝。下面接着一小段写“大汉之开元”,十分概括。因为后汉以承前汉之皇统自居,对前汉不能不加肯定;但从前、后汉的比较来说,当时统治者需要的是对后汉功业和东都洛阳的赞扬、歌颂,故对前汉的功业不能作太具体、详细的表述。下面说:“今将语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监于太清,以变子之惑志”,开始对后汉王朝功业、礼制的铺叙。又说:“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又从历史方面来论证定都洛邑,前有先例,且居天下之中,得地利之便。由赋中内容的安排和措词的上下照应情况,可以看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心态和班固对此的把握。
《东都赋》以封建礼法为准则,赞扬了建武、永平的盛世,以“盛乎斯世”一语作为大段描述的结尾,对西都宾先予称赞,再予批评,行文摇曳多姿,善于达意。下面又将西都同东都的形势及风俗直接加以比较:“且夫辟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秦岭九崚,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泝洛,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态度鲜明地称赞东都洛阳地利、形势及礼俗之淳厚,建筑、设置之合于王道。“统和天人”、“同履法度”,点出了《东都赋》的主题;“图书之渊”、“道德之富”,是《东都赋》着力铺叙、宣扬之所在。下面照应《两都赋》开头部分:“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完全以一个新的尺度来衡量秦(实际上是代指前汉)和东汉王朝政教之得失。接着以西都宾的折服为赋正文部分的收束。这同《上林赋》的结尾完全一样。但整个说来,班固的《两都赋》开头、结尾、过渡等章法更为严谨、自然,且富于情态,长于韵味。
班固此赋由于创作的目的在于表述一个政治问题上的个人见解,甚至是为了参与一场争论,故它不似《子虚》、《上林》的有很多虚夸的部分,以气争胜,而更多实证。它主要不是抒发一种情感,表现一种精神,而是要表现一种思想,体现一种观念。这也可以说是同时代风气有关,是当时文风和社会风气的体现。另外,同该赋中强调礼制、强调崇儒思想相一致,赋的语言典雅和丽(马积高《赋史》即已指出这一点),节奏步武从容,和銮相鸣,可谓金声玉振,有庙堂朝仪的风度。
在结构上,此赋对《子虚》、《上林》也有突破,上文已言及。下面再看看其结尾上的创意。作为全赋的结束,《东都赋》末尾不是在西都宾“矍然失容,逡巡降阶,惵然意下,捧手欲辞”之后即结束,下面接上说:“主人曰:复位,今将授予以五篇之诗。”大约是考虑到下面即录附诗,会使结尾割裂而失去风韵,故将诗附于篇末,而以西都宾的称赞为结尾:宾既卒业,乃称曰:“美哉乎斯诗!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斯时也。小子狂简,不知所裁,既闻正遭,请终身而诵之。” 显得轻松而诙谐,多少带有一点寓言的味道,使这篇骋辞大赋在庄严之中,带有活泼之气。其中“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也可以看作是班固自己对《两都赋》特色的概括。
因为此赋写洛阳的形胜、制度、文物等,同《子虚》、《上林》的仅写田猎者相比,内容要更为丰富、开阔,也更能集中地、多角度、多方面地展现一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因而后世时有人加以摹拟,形成“京都赋”的类型。《昭明文选》分赋为十五类,“京都赋”列在第一。《文苑英华》、《历代赋汇》等也有“京都”或“都邑”一类。
尽管在班固之前已有京都赋之作,但能使这类题材以及表现方式、结构方式结合而形成大赋的一种门类,乃有赖于此赋取得的成就。历史上很多优秀的作品,尤其具有某方面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往往成为后来作家学习、甚至摹拟的范本。班固之前的京都之作,扬雄的《蜀都赋》已有残缺,崔骃、傅毅的《反都赋》只余残章剩句,傅毅《洛都赋》也有残缺,便说明了它们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