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的勇义精神,过蘧乡时追怀伯玉的美德不朽。这些怀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运来宽慰自我,聊以解忧。
四是写体察民难之情。这方面的文字虽然只有四句,而从蒲城丘墟、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的描写,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时乱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有意识的“察农野之居民”,可见班昭对灾难深重的农民是寄予同情的。
时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陈留赴京,正好与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动,但同样呼出“民露处而寝湿”的共同心声,这不能否认此赋所产生的影响。
赋末“乱辞”直抒其情,强化了赋文的抒情主题,将个人富贵难求、俟时难得的命运,与东汉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测的社会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运的同时,透露了对社会的批判之情。
本赋的语言简明畅达,一气呵成,读来感人至深。
此外,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