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毁》论述和探究毁谤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不怠不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文章先从正面开导,说明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才符合君子之德、君子之风,然后将不合这个准则的行为拿来对照,最后指出其根源及危害性。通篇采用对比手法,并且全篇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言生动而形象,刻画当时士风,可谓入木三分。
本文抒发了作者个人的愤懑,但在不平之鸣中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爱护人才,尊重人才,方能使人“乐于为善”。此文从“责己”、“待人”两个方面,进行古今对比,指出当时社会风气浇薄,毁谤滋多,并剖析其原因在于“怠”与“忌”。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有变化,语言生动形象,刻画入木三分。
第一段
第一段论证古之君子“责己”、“待人”的正确态度。“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是“古之君子”的表现特征。
第二段
第二段紧承上文,剖析“今之君子”表现。谈“古之君子”的态度是“责己”、“待人”,而谈“今之君子”却用“责人”、“待己”。一字之差,点明了两者不同的态度。对人的缺点,一个是“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一个是“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对人的优点,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由此得出结论:今之君子责人详、待己廉的实质是“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这一结句,简洁有力,跌宕有致,开合自如,非大手笔不能为之。
第三段
第三段以“虽然”急转,引出“怠”与“忌”是毁谤之源。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不怠不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怠者不能修”,所以待己廉;“忌者畏人修”,因而责人详。为下文“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结论作了铺垫。文中既有理论概括,又有试验说明,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这一根本结论。最后三句,既交代了此文的写作目的,呼吁当权者纠正这股毁谤歪风,又语重心长、寄托了作者对国事的期望。
对比手法
文章通篇采用对比手法,有“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的对比,有同一个人“责己”和“待人”不同态度的比较,还有“应者”与“不应者”的比较,等等。此文还运用了排比手法,使文章往复回环,迂曲生姿,大大增强了表达效果。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全部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