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联“幸自同开俱阴隐,何须相倚斗轻盈。”写牡丹“同开俱阴隐”,不必“相倚斗轻盈”,这是指牡丹花之间同开俱隐约,还是以牡丹与别的花相比较,并未言明。从诗意看,似指牡丹花之间可能性为大。“幸”字流露了作者担心、紧张情绪。“何须”则是劝告语气,正应“戏题”二字。这联写了牡丹同开俱隐约,又写了它们之“斗轻盈”。“阴隐”“轻盈”写牡丹的神态,但这并不轻松。这一联里显然凝聚着韩愈内心探处的难言之隐。清黄叔灿《唐诗笺说》认为“有比意”。究竟是比官场中人事纠葛,还是仕途升腾降落,难以探究。总之,韩愈似乎是将自己感慨寓于其中了,因而就格外有韵致。
第二联“凌晨并作新妆面,对客偏含不语情。”就牡丹的神态作进一层描绘。“并作”仍强调同样的特征,同上联“同”、“俱”呼应,更说明斗轻盈的不必要。是上联旨意的形象论证。晚唐罗隐《杜丹花》诗写道:“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确实可以看是受韩诗的影响,不过相比之下,韩的“对客偏含不语情”更含蓄别致,有回味的余地。再加上或许含有某种隐情于其中,就更引人入胜了。
“双燕无机还拂掠,游蜂多思正经营”一联描绘了牡丹花开之后燕舞蜂忙的嬉闹场面。实际也是渲染了牡丹花所处的环境。就牡丹自身而言,“斗轻盈”就已经具有人格意识,“新妆面,不语情”就更强化了这种意识,这都是从牡丹本体出发,自然显现,而双燕、游蜂作为牡丹的身外之物也频频关照、时时拂掠、苦苦经营,而作为牡丹自身却又有念想。诗人似乎无意涉及,也就不必探究其中是不是藏有微言大义。单就艺术描写角度看,写出了牡丹花的艳丽姿态,及其繁华场面,有很强吸引力,显示了作者深厚语言工力非同寻常。而最后“长年是事皆抛弃,今日栏边眼暂明”就很清楚表露了作者见牡丹而心喜,忘却多年尘俗之事的愉悦之情。清汪佑南《泾草堂诗话》就认为晚唐诸家咏牡丹“尽态极妍,总不如昌黎一首”,似乎有些过份,因诸家所咏自有其特点自有其角度,不能一概而论,但就艺术上的“轻清流丽,无意求工”这一点说,却道出了韩愈这首咏牡丹诗的特色。而这一特色,恰恰是韩愈将自己心理感受注于诗中所致。清张鸿《批韩诗》认为这首诗有韩愈“不著色”的体格,确是一语中的。较之那些浓彩重饰只求形似的咏牡丹之作,韩愈这首《戏题牡丹》还是充满神韵的。它不仅显示作者驾驭语言的工力,描绘了牡丹的丰采,而且,在“戏”的背后,似乎也含有严肃的命题。这才是韩愈这首诗被评诗家称道的真正原因。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全部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