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信全篇托物喻志,譬喻到底,文末一句点出自己,乃是要旨。但波兴浪作,层层深入揭示主题。全文可分四个层次。第一层首先点出“怪物”,气质不凡,富有才能,然而处境困窘,急需援引。此所以为怪物的缘由,在于不俗,其不俗之处有三:生活处所不凡,南冥天池,影射了要津之地;素质不凡,非一般鳞甲属类所能比,若有一定条件能够变化风云,驰骋天宇;欲愿不凡,不甘心于囿于困,才能压抑不展,更不愿受俗人戏虐。笔锋一转,希盼援引,即可“转运之”,而这只不过是举手蹬足之劳。这既为转入下文做过渡,又巧妙地流露了怪物的心态。继而用一“然”字转入第二层次,点明怪物的骨气。言辞卑中有亢,情则恳切,希望得到同情和援助。但有力者明明看到而熟视无睹,一味责怪则仍不能达到目的,因此用死活不可预料的哀叹做了回旋,俾使进一步打动对方,于是下面的“鸣号”也顺理成章了。第三层还是从怪物入手,它具有为展翅鹏飞而不断希求援引的韧性,它仰首号鸣,怀有希望,确是委婉哀切,刺心的悲鸣。这虽告以穷困,仍与摇尾者相异,为了表露真诚的心迹,接用三个不同可能的“命运安排”来加深,似乎是做最后的诉说了,感情弥见深沉和凄切。行文至此,作者把怪物的品行和内心世界充分表达出来了,然而这仅是一种譬喻,其题旨还在于最后层次,即托物喻志,寄寓了怀才不遇的悲愤和亟望援引的希望,实际上也反映了在封建时代有识之士往往受困,才华得不到施展的严峻现实。
作者毕竟生活在那个时代,只有在一定地位上才能施展济世抱负,走援引之路也不得不然,再说作为一个长期受封建儒家思想的熏陶,不愿屈膝与急切求援引的内心矛盾也可以理解的,对于那种穷通利达,戚戚于心,也应从历史时代上来加以掂量了。文章在艺术上值得称道的是,借助于形象生动的譬喻、委婉含蓄的语言和结构上的曲折回荡等手段表达了主题。比如,信中的“怪物”指的是作者本人,而能解救它的“有力者”指的是能举荐人才的显贵,文章写怪物和有力者的关系,其实是在暗示人才与显贵的关系。怪物周围有水的时候,“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但是如果离开水,那就没有什么作为了,这是暗指人才遇上困境而不能施展抱负。有力者有能力救怪物,而且是“一举手、一投足之劳”,可见人才能否被举荐,只在显贵们的一念之间。除此之外,该书信虽是写给当时韦舍人的求荐信,但作者下笔不是直接陈述自己的过人才华,也不是赞赏对方的推贤举能,而是借类似庄子寓言的风格与色彩以言志这一别出心裁的方式,熔书信体与寓言于一炉,写法新奇。全文托物寓意,含蓄深沉,字里行间自有一种自命非凡的倔强和慷慨凛然的气概。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全部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