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围绕希望得到引荐这一中心,开篇阐明了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士休戚相关的这一道理,接着称颂于襄阳这位先达之士杰出的才能功业,最后作者毛遂自荐,吐露出迫切希望能得到于襄阳引荐的心迹。全文结构严密,立意明了,逻辑清晰。
文章先是提出“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十”的关系,应是“相须”即相互等待、配合的观点:从正面说,后者靠前者提携才能施展才干,前者靠后者后继才能成就功业。再从反面说,如果不“相须”则前者“美而不彰”,终无出路,后者亦不能留传盛名。大前提明确之后,再说小前提,即联系于尚书与自身:于尚书乃当世先达之士,可惜未闻其荐举“后进之士”,而自己乃有才的“后进之士”,而且处境穷困,正是于尚书应该荐举之人。于是结论不言自明:自己乃应该被尚书荐举之人。
全文从先达与后进两方面展开,而又时时映照回抱,反复萦回,曲折灵转。处处回护着自己,处处敲击着权要,又处处激发着于襄阳要以识才用才为急务。笔如走丸,无一字一意呆滞板实。细细咀嚼,其味无尽。“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不妨为君子;“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就未免是小人;“高材多戚戚之穷”,弃置人才,昏庸当道,分明是世道不公;“盛位无赫赫之光”,这是庸官只贪富贵的表现;对权贵“宜闻而久不闻”,是斥其失职的婉词;而无人“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下”,这又是权贵们未曾求或不真求人才的结果。文章两出“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明显地是指责当路者心里只想着功名利禄,并无心力“顾其下”,含意丰厚,表达委曲,愈细嚼愈有意味。
全文逻辑严密,析理透彻;文词舒展,陈情委婉;语气凄怆,不卑不亢;首尾呼应,严谨而自然。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全部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