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自然段为第一部分,介绍汉代二疏年老辞位的典故,处处为后文的对照设伏。疏氏权侄的事迹无疑是很多的,但作者只突出了两点:一是年老及时告退;二是其行动得到了人们的充分理解和肯定,不仅送行场面热烈,连路旁的观众也共盲其贤,汉史既传其事,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所以至今照人耳目。
第二、三、四自然段为第二部分,从与二疏对比的角度写杨君告老归乡。先肯定其同,再展示其异。杨君和二疏一样,也是年满七十,即主动求归,这是二者相同之处。作者首先肯定其同,不仅是为了提高杨君的地位,突出他归乡的意义,而且也是为了批驳“古今人不相及”这个当时颇为流行的错误观点。作者是一个儒家道统论者,并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到处鼓吹先圣先王之道。他认为七十而致仕,归老乡里,这也是儒家道统的一种表现。杨君与二在这方面的一致,正好说明儒家道统可以继承,是对“古今人不相及”这个观点的最好驳斥。杨君告老归乡的行为既然可以和二疏媲美,那么他就应该得到人们同样的理解和赞扬,可实际情况却完全两样。杨君去时,既没有看到热烈的送行场面,也没有听到发自内心的赞扬,史既不传其事,图其迹的画当然就更谈不上了。丞相虽有爱惜之心,告之于朝,为其邑少尹,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动之,京师的诗友,也相属而和,这些似乎可以减少一点冷落。但是,他们诗歌的主旨都落在那个“劝”字上。无非是动其继续为官,不归其乡罢了。可见他们都为“以官为家”的时尚所束缚,并没有真正了解杨君的志趣,没有真正理解杨君此行的意义,他们并不是杨君真正的知音。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在篇末才发出出了那么深沉的感叹。
最后一段第三部分,直接摹写杨君的归乡情趣,点明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段文字不长,但内容丰富。作者先用“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的不良现象作反衬,意在突出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儿的“中世”应该理解为中世以来,而且主要是影射当时的官场。有人说,不去其乡,这在唐代属“本等之常事”。就科举制度而言,年老致仕归乡,应该是本等常事,但中国的官场历来都是原则归原则,行动归行动。像杨巨源这样按例归乡的官员很可能还是凤毛麟角。唯其稀少,才觉得珍贵,唯其稀少,才值得大力提倡。作者之所以如此热心地宣扬杨君的事迹,其用意大概就在此吧。接着作者又补写一句杨君初出仕的情景,说他是刚成年就离开了家乡,这可能是为了突出他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最后,作品以深沉的感慨作结“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这是对杨君的高度赞扬,也是对世风日下的无穷感叹。
文中把杨辞职归乡的情景跟历史上有名的二疏具体进行比较,从而突出了杨巨源思想品德之美。写作注意前后照应,富于变化,并且反复咏叹,言婉情深,作者的思想感情灼然可见。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全部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