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这篇祭文中极力称赞柳宗元文词之美,对他才高而不用于世的遭遇表示不平,并允其所托。字字句句殷勤恳切,宛如面谈。
祭文有固定的首尾格式,中间是正文,一般多用四言韵语,本篇亦然。一起四句,哀痛之极,而用反复咏叹的方式出之。“自古莫不然”全文只这一个五字句,这是有意加重,若换成“自古皆然”就平庸无力了。由这一句引起下面几层,说明死生是自然规律。这本来是“人生如梦”的老生常谈,但韩愈一分疏,就化腐朽为清新了。而中间提到的“利害”、“悲乐”,又为正文第二段的根据,似叹似慰,悠然不尽。
“凡物之生”起,是对柳子厚的文章和遭遇兴发的无限感慨。前四句用《庄子·天地篇》的话:“百年之木,破为牺尊,青黄而文之;其断在沟中。比牺樽于沟中之断,则美恶有间矣,其于失性一也。”百年巨木,良材也,砍削雕镂之,作成祭器“牺尊”,又加青黄文饰,诚然精美了,而失去木之本性。这一比喻说明“多才为患害”,为的是从反面引起下面的议论。“子之中弃”四句,说明子厚虽宦途中被斥逐,而从文章的成就说,这是天的帮助,解除富贵于己的束缚,得以大写文章,是好事,言外不必哀伤。“富贵无能”四句是对上文的比较(与富贵者)和引申,表明子厚以文章自显,必然不朽。这些意思,也见于他的《柳子厚墓志铭》中。如“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说得更为明白。下面“不善为斫”四句,文章又生波澜,用比喻表明得用于世者不一定有真本领,而真正的“巧匠”却往往被闲置,引起后面八句为柳子厚之不见用抱屈。这八句分两层,都用对比的形式为子厚鸣不平。妙在全用逆笔,先写子厚之“不用”,再写飞黄腾达者多是无能之辈。特别是“一斥不复”,概括子厚的仕履;“群飞刺天”,表示庙堂上充斥无能之辈,对比异常强烈。这一节是祭文的主体。一般祭文在这里多是铺陈死者的功业和两人的交往;愈却只写柳子厚才高而不见用,但中间却充满郁塞不平之气,譬喻和正反对比杂糅在一起,苍茫不尽。
最后一段是表述自己的态度。柳宗元临死之前寄信给刘禹锡,希望在抚养幼小遗孤、载柩归葬先茔的事情上,得到朋友们的帮助,又托韩愈作墓志,见于刘禹锡《祭柳员外文》所述。所谓“退之承命,改牧宜阳,亦驰一函,候于便道,勒石垂后,属于伊人”,即指此事。时韩愈正由潮州刺史改任袁州。了解刘禹锡这段话。才能理解此文最后一段感情的沉重。“嗟嗟子厚”是承上一段来,认为子厚这样的高才,应该有用世之日,然而“今也则亡”,死者不可复生,这里有无限哀伤和感触隐于其中。“临绝之音”起,引起全段。从诸友引到自己,看出子厚对自己的信托。这段文章如果是凡手,说到这里,就可以表态了,那样平直而无波澜。韩愈却插人“凡今之交”四句从反面激起浪涛。只读这四句好像韩愈不肯接受任务似的,实际正是为了反衬下文表明子厚相知之深,托己之重,这是逆笔,要善于体会。“非我知子”四句就正面表明自己的态度。“犹有鬼神,宁敢遗堕”,等于指天发誓,所以前人评这四句“语意真挚,可贯金石”,“止此已足,血诚自任之语,似淡而实深,极沉郁恻怛之致”(《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三),是搔着痒处的。“念子永归”四句,和篇首及本段之首相呼应。并且总结全文,“矢心以辞”又重复表明态度,这是对死者的最大安慰。
祭文应以悲哀为主,被祭的对象有功业可纪的,应铺叙功业。柳宗元在柳州政绩为群众所称道,但韩愈这篇文章却只字不提柳的惠政,只强调柳的高才被弃、自己的感慨和表示接受柳的托孤重任。这是因为刘禹锡已经告诉韩愈要为柳写墓志,而柳的生平,墓志中不可不叙,如果祭文里再叙就要重复了。所以祭文完全撇开生平,但言文章高而“一斥不复”,令人不平,写出自己对子厚的深切悼念之怀。古文家如果同时为一个人写两篇文章,每篇的角度和材料一定要避免重复。韩愈为柳宗元写的三篇文章可以作为范例。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全部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