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赋正文前有序,序中用对比手法,写作者才高品正但不被人赏识录用,而两只无知禽鸟,“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却“反得蒙采擢荐进”,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埋没人才、荒恤国政的无知而可耻的行径。正文用感叹独白的形式来抒发作者心中对“惟进退之殊异”的不合理现象的耿耿怨气,哀叹自己命运坎坷到连两只鸟都不如。在艺术表现上,此赋少用典故,多用口语,句式趋向于散文化,使全赋曲曲折折,一唱三叹,通过人与鸟的鲜明对比,不仅写怀才不遇,还寄托着作者的政治抱负和开创事业的理想。
开篇作者便感慨而言“吾何归乎?”这是行路艰难、四顾茫然的沉重叹息。“诚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从之”,。这是他无可奈何的选择:哪里能混得一碗饭吃就到哪里去。他“时返顾以流涕”,思索着不能“达于天子”的原因,吞嚼着十年奔走干谒的辛酸苦辣之味,就像河水破堤而出,像积薪一点即燃。韩愈目睹二鸟“蒙恩而入幸”的情景,内心受到强烈的刺激,所谓“增余怀之耿耿”于是不能不发为悲愤不平之鸣。他在赋辞中一气贯注而下,与序文互为补充,表达了三层意思。
其一,以鸟之进与己之退相对比,感慨自己“曾二鸟之不如”。二鸟,只不过是天子的玩物,只不过以美丽的羽毛而得到了“采擢荐进”。相比之下,韩愈感叹自己“石东西与南北,恒十年而不居,辱饱食其有数,况荣名于荐书。”十年来到处奔走干谒,没有安定的居处,甚至很少能吃上一顿饱饭,结果仍不能登名于推荐作官的书信之中。这段自悲自怜的话,诉说的是他在长安十年的实际生活状况。他干谒权贵的书信中,也总是不惜笔墨渲染,把自己说得可怜之极。这无非是请求“有力者”能哀其穷,以“一举手一投足之劳”挽救他于“穷饿之水火”。因而他在赋中诉其穷窘之境,也是委曲地诘问荐官:难道一位饱学之士反不如二鸟值得推荐吗?
其二,以二鸟喻“小善”而达者,并以这种人的“遭时”与自己的“不遭时”相对比。所谓“小善”者,也就是只有小技的人,他在《进学解》中曾以反语讥讽当时科举“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的情况。这些“小善”者,就像二鸟徒有外表的羽毛之类,“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所以他们“得之而不能”,虽然得到官位却不能胜任。言外之意,韩愈自许为“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他在序中已夸耀自己“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他在《上宰相书》中,也总是以自己“所学皆圣人之书”来“求知于天下”。可是他却“累善无所容焉”,得不到赏识和任用。对于小善者“遭时”而累善者“不遭时”的原因,韩愈认为就在于荐官不能赏识贤人。他们宁肯“采擢荐进”无用的二鸟,却不肯救有才之士于水火泥涂,他们宁愿荐“小善”之人,却不能举“累善”之士。所以韩愈感叹:“时所好之谓贤,庸有谓余之非愚”。
其三,求配于古人,而不羡于“斯类”。经过两层“进退之殊异”的对比,作者渲泄了胸中的不遇时之感。至此,笔锋一转,另辟新意。这就是自信“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也即“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意思。他举出殷高宗梦见傅说,后来果然得到傅说为良相的典故,说明一旦时机到来,不依靠什么人来吹嘘,全凭天神的意思,就可以来到皇帝的身边。而我现在所以“家到而户说”都不能“荣名于荐书”,只是因为“时运之未来”。所以作者最后以自矜自负的语气写道,我要求配于古人,不必因暂时无位而忧愁,“幸年岁之未暮,庶无羡于斯类”,我还年轻,不必羡慕那无知的二鸟和无能的“小善”者。
此赋序文以叙述为主,而正文以抒情为主,二者互为表里,通过作者“不遇时”的感慨,反映了当时权贵重视玩物、而埋没人才的社会现象,也体现了韩愈在求取功名时无以自存的可怜地位,以及为求得饱食和官位而到处干谒的可悲境遇。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全部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