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围绕“取其实而去其名”的中心论点,分为两大部分展开论述:前平论师道,后半论创作。虽前后侧重点不同,但其内在筋脉却终始一贯,浑灏流转。
开篇即针对韦中立提出的“欲柑=相师”明确作答,说自己“不敢为人师”。下文连举两例,陈述不敢、也不愿为师的理由。其一是韩愈为师之例,其而是孙昌胤行冠礼之例,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二例共同说明一个问题:流俗不问是非,见怪即吠,倘若独为众所不为之事,必然招致厄运。
韩愈为师事是最有力的址明。魏晋以降,世风日下,人们耻于言师。而韩愈却不顺流俗,收召后学,作《师说》,抗颜为师,结果招致众人笑骂,被目为狂人,不得不匆匆东行。由此见出为人师者的下场,也见出世风的浇薄。为了更形象地印证世俗的少见多怪及其严重危害:“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这就是说,为师者并无过错,问题出往那些见怪即吠的世人身上,而且这些人是如此之多,能量是如此之大,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忧惧,并力避“召闹取怒”。进一步看,“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遭群犬之吠,那么,“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就不是明智之举了。更何况作者身为被贬之人,已蒙罪名;谪居九年,病疾不断;又有什么必要仅为一个为师的名号而自取其辱,让那此“呶呶者”一天到晚住耳边聒噪,扰乱心境呢?在这里,作者所举之例、所说之话看似带着谐谑味道,但其内里实则隐含着无比的悲凄和沉痛,隐含着对韩愈的同情理解以及对浮薄世风的愤懑。
柳宗元之不为师,并非否定师道,实在是因为怕遭世人非议而不愿空担一个为师的名号。在此后所作《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巾,他曾这样说道:“仆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虽若是,当叫无师弟子之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由此可知,柳宗元当年在长安时就已经一方面避师之名,一方面行师之实了。证因为如此,所以下文话题一转,回到韦中立身上-,非常客气地表明可以行师之实——“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後,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但决不愿担为师之名 “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
既然可行师之实,就有必要将自己为文的心得告诉对方。于是,下文开始专力论为文之道。从少年时的“以辞为工”,到成年后理解的“文者以明道”;从作文的基本技法到其取法之源,再到可供参考的对象,娓娓道来,有条不紊,深刻惊警,启蒙发凡。作者是既重“道”又重“文”的,虽然“文”的目的在“明道”,但“文”本身又有其独立自主性,要将全副精神投入,才能将之作好,才能有所创新。这就要求为文者既要去除“轻心”、“怠心”、“昏气”、“矜气”,避免浮华、松散、杂乱等弊端,又要根据不同情形,或抑或扬,或疏通文气,或删繁就简;与此同时,还要扩大视野,遍览《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以及《庄子》、《国语》、《离骚》、《史记》等文史精品,充分吸收古人创作上的经验,借以磨砺气势,畅达条理,纵横思绪,增多意趣,使其既含蓄深沉义简洁明净。这段论文之浯,是作者多年来的创作心得,堪称一篇精到的创作论,如今和盘托出,以示韦中立,这种做法,不正是老师淳谆教诲弟子的行为么?但作者虽行师之实,仍坚决不要师之名,因而在文章结束处再次告诫对方:“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既回应前文,又一笔点题,曲包余蕴,令人回味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