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以东轩为发轫之契机，以颜渊精神自乐与生活自苦，作者与颜渊，俗士与德者、达者的多重对比为线索，推崇重道、求道与行道精神，立论高远，而推论人情人理，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全文先叙事，后就事生论，层次清楚、平实自然，语言简洁朴素，感情淳厚真实，寓忧愤于沉静，顿挫而不失淡泊。

　　文章既为《东轩记》，当然要先写东轩的建造。为些，文章先写到职后面临的困境。刚到筠州，大雨成灾，“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盐酒税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这些话语，以及暂借部使者府居住等，生动地写出了作者刚到住所时的狼狈。既而事情一转，写建东轩，且“种杉二本，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以上写东轩建造的缘起和过程，其中重点反而是初到筠州时的一场水患，实以此曲折写出了贬谪之苦。

　　时正推行新法，“市易法”即其中之一。作者始来筠州印想借东轩以宴休，可见对推行新法不是积极态度。然而这个工作“旧以三吏共事”，此时别二人又“适皆罢去”，俗务丛集于一身，这段逐日繁忙的景象，描写颇生动，当是切身之体会。文章把这与东轩的辟建和闲置相纠结，以“每旦暮出入其旁，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收束，字里行间带着丝丝缕缕的悲切酸楚。

　　文章从第二段起转入议论。作者将文思宕开，议论起了古代的颜回。过去自己曾有一种想法，以为颜回即使“抱关击柝”，也不致如此困窘，又不妨碍学问，何至自苦如此。既而言到筠州后吏事冗杂，根本不能做学问，才悟出颜回何以甘心贫窭。接着写到人生追求有层次，未得道前或以“子女玉帛”为乐，既得道后就变成了精神追求之乐。而自己今天却无暇读书，这对一个学者文人来说才是更大的痛苦。最后写今日的愿望。像孔子那样能上能下，对自己的地位一无所顾，自己是无法做到的。今日所希望的不过是放我回乡。然而连这一点恐怕也难以实现，表现了此时精神的痛苦与消沉。

　　综上可见，《东轩记》虽然是为东轩建造而作，实际是反映被贬后的处境和心情。这篇文章突出的特色是迂余委折、文笔含蓄。园亭记多写宴休之乐，该文却是写被贬后的消沉和愤懑。文章落笔便见高潮，写始来筠州无以为家的窘状。后建起东轩，本以为可得“宴休之所”，不料吏事繁忙，又使自己无暇宴休，文笔曲折，且含蓄地表现了被贬小吏的酸辛和对推行新法的厌倦，议论部分也是如此。先由不理解颜回何以箪食瓢饮的清苦写起，再写今日始知幻想俗事缠身而不害于学的天真。最后由赞孔子无论高下“无所不可”转而写到自己唯愿还乡。文章就是这样曲折而又含蓄地写出了自己此时的处境和心情。

钱塘江资料
　　钱塘江（又称浙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全长四百多公里，流经杭州，在杭州湾入海，由于江口呈喇叭状，海潮倒灌，便形成了钱塘潮这一自然奇观，被前人称为“壮观天下无”。钱塘观潮也成为古今盛事，天下奇观。

主题分析
　　本文只有两百余字，却写出了钱塘江潮的雄伟壮观景象、水军演习的宏大场面和吴中健儿高超的弄潮技巧。即写风景，又写民俗，使读者叹为观止！
　　本文作者以十分精练，简洁的语言，写出了钱塘江潮的雄伟景象、水军演习的宏大场面、吴中健儿高超的游泳技术和观潮的盛况，本文作者写此文时已是南宋灭亡，表达了对故国的思念

分段赏析
　　第1段写海潮之雄。开篇就是一句“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先声夺人。接着交代海潮最盛的时间，然后对潮水从形、色、声、势四个方面进行正面描绘，由远及近地写出了海潮的雄奇壮观。描绘又以比喻、夸张的手法出之，简短的“如银线”“玉城雪岭”“如雷霆”“吞天沃日”几句，把海潮从远方奔涌到眼前的形状、颜色、声势都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最后用杨万里的诗句对上文进行形象概括，呼应了首句。
　　第2段写演军之威。开头仍是一句总述，说明每年京尹都要在海潮最盛的时候教练水军。然后描写了水军演习的精彩场面：参加演习的船只众多，演习中阵势变化多样，水兵作战技艺娴熟，演习中战斗激烈，声势浩大，演习结束后撤退迅速。短短一段文字，却生动描绘了一场复杂的演习活动，而结在“烟消波静”的静景上，不仅是一种动静相衬的写法，也为下文别开生面的另一场水上表演作了铺垫。
　　第3段写弄潮之勇。这时潮水已经来到，众多的吴中健儿在惊涛骇浪中作精彩表演，同时也从侧面写出了潮的雄伟壮观。
　　第4段写观潮之盛。观潮人群如此密集，说明江潮和水上表演是多么具有吸引力，所以写观潮之盛，是为了从侧面衬江潮之盛和水上表演之精彩。
　　本文是一篇在艺术上很有特点的写景记事佳作。
　　首先，本文结构得当，语言精练。钱塘潮雄伟壮观，水上表演头绪纷繁，场面众多，观潮者人数众多，但在这篇短文中，作者却写得井然有序，主次分明。这一方面是由于作者结构精巧，以海潮为线索，写景记事相融合，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相结合。另一方面也由于作者惜墨如金，用语十分精练的结果。其次，本文描写十分生动。不仅用了比喻、夸张等描写手法，而且即便是简洁的白描，也十分形象生动。

写作特点
　　1.结构得当，语言精练。
　　写景与记事相结合，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相结合，使本文的描写井然有序，主次分明。而且作者惜墨如金，用语十分简练。
　　2.描写生动。
　　本文运用了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来增强语言的生动性，没有运用修辞手法的白描部分，语言也十分简洁生动。
　　3.渲染和烘托手法的运用。
　　如：“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是渲染钱塘江大潮的“伟观”，增强了艺术效果。烘托又称“衬托”“相衬”，江干上下“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是烘托观潮人极多和观潮盛况。

补充注释
　　潘阆宋人，生年不详，卒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字逍遥，大名（今属河北省）人。曾在洛阳卖药，北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以能诗受荐举。自制《忆余杭》多首，一时盛传，曾得苏东坡的欣赏，把它写在玉屏风上，石曼卿还使人照词意作过画。
　　万面鼓声中江潮来时，潮声像万面金鼓，一时齐发，声势震人。
　　弄潮儿指钱塘江畔观潮时踏潮献技的人，他们都年轻力壮，善于泅水或指朝夕与潮水周旋的水手或在潮中戏水的少年人。喻有勇敢进取精神的人。

问题解答
　　作者在《观潮》这篇散文中，绘声绘色绘形地描写了这一壮美雄奇的景象。全文的着眼点在“潮”上，立足点在“观”上。作者是从哪些方面写“观潮”的？
　　⑴潮来之状。作者由远到近写“潮来之状”，当它远远的从海口那儿涨起来时，仅仅像一条银白色的横线。后来，越涌越近，像玉雕的城墙，雪堆的山岭，潮头之高能吞天沃日。
　　⑵演兵之威。
　　⑶弄潮之技。
　　⑷观潮之盛。

中心思想
　　本文通过描写作者耳闻目睹钱塘江大潮潮来前、潮来时、潮头过后的景象，以及观潮的盛况，自然美、人情美交织在一起，使人受到美的陶冶赞美了大潮的奇特、雄伟、壮观，抒发了作者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真挚感情。

　　文章记叙了五岁小儿秃秃惨死于父亲孙齐之手的原因和改葬过程，严厉谴责了禽兽不如的司法官孙齐，同时也暴露了封建社会法律政令的本质。文章于琐屑记载中，刻画了官吏的丑恶灵魂，形象逼真，语言生动。

　　作者善于通过人物的行为、语言来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先看孙齐的婚姻行为，他是先娶杜氏，留在家乡，而后又假称未婚，骗娶了周氏，去蜀上任。真相大白后，纠纷一场。前车之覆未远，又故恶重演，独自去休宁上任，又纳娼妓陈氏。这些都说明孙齐是个奸诈好色、无信无义之徒。再看孙齐的言论，被骗的周氏不甘心继续保持这种尴尬的婚姻局面，决心与孙齐断绝关系。孙齐急了，说：“我为你赶走元配杜氏”，也不顾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圣人之训，剪断头发发誓。这番“情义”也真打动了周氏。但是后来，这些话也都不算数了。他回家休假，连见见周氏都不提了，还派人偷走了周氏所生的儿子。周氏远去任所找他，他竟是亲手“捽挽置庑下”。捽挽，连拉带拽，可见其凶暴。孙齐还拿出一个假的契约，说：“你不过是个婢佣，怎么敢这样闹！”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作者让人物语言在人物行为的陪衬下，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使读者看到了孙齐阴险奸诈的性格。“虎毒不食子”，言畜类之残暴者也具备亲子间的基本道德。但孙齐则不然，为了怕官府戳穿他诬妻为佣的丑行，竟不惜残忍地杀害了亲生儿子，毁灭证据，保全自己。作者对于杀儿过程中，孙齐及其帮凶陈氏的动作写得十分仔细：“扼其喉”、“引儿足”、“倒持之”、“抑其首”，这些行为描写，更加暴露出他们的阴毒残忍。作者让事实来说话，他对人物的臧否，主要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行为刻画出来的。

　　作者实录了封建官场的黑暗内幕，语虽平钝，但深蕴着批判的锋芒。在周氏几次告状中，孙齐先是能够“赀谢得释”，后来“辨于州，不直。周氏诉于江西转运使，不听。”封建社会里，官吏贪脏枉法，官官相护，老百姓到难以伸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者特别指出主人公孙齐“明法”，而其授职亦屡为各州“司法”。“明法”、“司法”而“犯法”，可见官吏的佞巧无信。结尾的议论也深化了主题。作者以对比议论手法一扬一抑，欲擒故纵。先言人区别于禽兽，是为一扬，一纵，既而，又言禽兽不伤亲子，“如齐何议焉？”言外之意，孙齐禽兽不如，是为一抑一擒，鞭辟入里。

　　这是一篇记实性的叙事散文，它记叙了五岁小儿秃秃惨遭生父庶母残酷杀害的故事。这篇作品很像短篇小说。情节曲折，叙速简洁，在不长的篇幅中把一桩惨案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楚明白。人物鲜明，无论是灭绝人性弃妻杀子狡诈残忍的孙齐，还是始而被骗，继而遭弃，坚持上诉斗争的周氏，都跃然纸上。作者以精炼的笔墨，抓住细节，着力刻画。

　　这首词是李纲写的七首咏史词之一。是写唐宪宗李纯平定淮西藩镇（方镇）割据的史实的。唐代自安史之乱开始，各地节度使势力逐渐强大，拥有自己的政权、兵权、财权，每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不听朝廷号令，俨然独立王国。这种尾大不掉的局面日趋严重，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统一。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就是这种割据一方的方镇之一。

　　上片开始三句概写方镇之祸。一针见血地指出，晚唐各地方镇之所以飞扬跋扈，其原因就在于朝廷姑息养奸，容忍迁就。唐代节度使本是由朝廷任命的，安史之乱后，各地节度使不由朝廷任命，自行决定父死子继，或由节度使的权臣继立，再由朝廷于事后在形式上加以追认。这种追认也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如此。唐肃宗以后的皇帝大多是这样。

　　下面具体讲淮西节度使。“淮蔡雄藩连四郡，千里公然旅拒。”“淮蔡”，指淮西节度使的治所蔡州（今河南汝南附近）。“连四郡”，指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割据作乱，与山南东道梁崇义、淄青（今山东）的李纳、魏博（今山东聊城）的田悦、成德（今河北）的李惟岳四镇联合，抗拒朝廷。“旅拒”，即聚众抗拒。当时吴元济联合四镇，地连千里，气焰嚣张。

　　这些作恶的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甚至“潜伤宰辅”。例如815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平卢节度使李师道竟敢派刺客暗杀力主出兵平定方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并刺伤御史中丞裴度。企图用恐怖手段阻止朝廷及大臣们对方镇的讨伐。“谁敢分明语？”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谁敢公开主张讨伐藩镇呢？“媕婀群议，共云旄节应付”。媕（ān）婀，依违两可，犹豫不决的意思。朝臣们摄于方镇淫威，在朝廷讨论方镇问题时，态度暧昧，犹豫不决，都主张“旄节应付”。自唐玄宗时起，朝廷任命节度使，要赐给旌旄、符节，作为朝廷承认的标志。朝臣们主张朝廷采取迁就态度，承认各地自任的节度使，授给旄节，承认既成事实，只求息事宁人，敷衍塞责。因此，节度使们更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这就是首句所说的“晚唐姑息”。

　　下片赞扬宪宗讨伐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功迹。“于穆天子英明，不疑不贰处，登庸裴度。”“于穆”，见《诗经·周颂·清庙》：“于穆清庙。”于，叹词；穆，美好。天子，指唐宪宗。登庸，重用。这几句是称赞唐宪宗英明果断，重用裴度为相，决定出兵平定淮西，与“旄节应付”的态度截然相反。裴度“往督全师威令使”，使李愬领军，趁雪夜衔枚疾走，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直入蔡州城，生擒吴元济。“衔枚”，古代秘密行军令士兵口衔小棒以止声。

　　悬瓠，地名，今河南汝南县，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借指蔡州。从裴度平定淮西来看，方镇也不是强大得不可战胜，只要朝廷肯下决心，态度果断，是不难平定的。据《宋史·李纲传》载，宋钦宗曾手书《裴度传》赐李纲，意思是希望他作南宋的裴度。李纲深为感概地说：“臣曾不足以望裴度万分之一，然寇攘外患，可以扫除，小人在朝，蠹害难去。”李纲之才，不亚裴度，可惜宋钦宗不是唐宪宗，李纲终无用武之地，只好写下这首《念奴娇》词以自抒怀抱而已。

　　宪宗平定淮西，虽未根本解决唐代的方镇问题，但打击了方镇的气焰，提高了朝廷的威信。所以李纲把这件事看作是天子坐明堂治理天下的表现，而且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是中兴事业，光照千古。明堂是周天子宣扬政教的殿堂，是对唐宪宗的歌颂。李纲是从正面歌颂唐宪宗，从侧面含蓄地批评了宋钦宗，赞扬裴度，也寄托了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借古喻今，用意深厚。

　　这首词散文化的倾向较重，特别就语言来看，基本是散文句法，叙事、议论较多，而艺术形象性似嫌不够，但在思想内容方面深刻感人。

　　在《袁州州学记》中，李觏记叙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学宫破坏、孔庙狭窄的现状，决定兴建一座新学宫的过程。当学宫落成，举行“释菜”祭孔的时候，在宜春讲学的李觏大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他说，秦始皇想万代做皇帝，但刘邦一带头造反，函谷关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将领，叛变投降，争先恐后。为什么？是《诗》、《书》的大道理被抛弃了，人们只见私利，而没有听过正义之声呀！而汉武帝、汉光帝努力发扬儒家学说，纯善的风俗教化一直延续，结果民间读书人敢讲正直的话，连功高震主的军阀，也不敢胆大妄为，圣贤的教化深入到了这个地步。如今，你们袁州的读书人能得到神圣天子的关怀，在本地的学校学习古代圣贤，就应该培养忠孝礼节，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贵，那不仅是耻辱，也让朝廷为政者担忧呀！

　　凡是读过《袁州州学记》的人，会觉得李觏有一股封建卫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满了对皇帝的崇敬，反复宣示“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说教。但再读思之，则又释然。范仲淹不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倘若能把这个“君”解读成国家的话，就不难理解李觏那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了。

　　作为宋代散文的经典，《袁州州学记》虽然不像欧阳修散文那样摇曳多姿，也不像苏东坡散文那样豪放与婉约兼备，但它凝炼庄重的语言让我们领略到散文厚实的格调。如果撇去它的文学意义不论而从广告层面上去看，《袁州州学记》可能是较早宣传宜春（袁州）的报告文学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感谢李觏。据史志载，最早在宜春兴建昌黎书院（当时称韩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学记》中的主角祖无择。由此很自然会让人想到，倘若昌黎书院还在，何不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场所——就像在北京的国子监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让人们能真切地触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

　　这篇文章作者先写关中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向往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写弱冠之时，无暇欣赏关中之美，长大后想象与友人结庐南山，闭门读书，伸眉高谈，脱屣世事；如今友人归秦，而自己未能同行，遗憾之情，跃然纸上。最后作者对追名逐利的世俗之人进行了讽刺，表达来春与友人相聚秦中的美好愿望。文章质朴恬淡，潇洒自然。

　　文章开篇落笔，便直写秦中风土民情之美，并以“天下莫与为比”的赞语和“有四方之志者，多乐居焉”的事实加以突现。接着是作者回忆秦中往事。随着阅历增多，元好问由“沉涵酒间，知有游观之美而不暇”，以至于每闻谈及秦中风物“则喜色津津然动于颜间”。然后引出送别之人，言昔日常相约在终南山“寻一牛田，营五亩之宅”，“脱屣世事”，过游山访古的自在日子。只可惜“家在嵩前”，终难如愿，不禁为“二三君之便于归”慨叹不已。若是一般送别文字，到此当可收煞。然而作者笔锋陡转，另起一端，锐意讽刺那些沽名钓誉、迫名逐利的仕途小人，表达自己对朴素、恬淡的田园生活的神往。显然，作者巧妙地以送别为名写秦中之美，其最后归向是表白自己洁身自好、愤世嫉俗之心，故冲淡了离情，而由归去之乐占据上风。

　　文章以浓墨重彩极写山川之胜，人情之美，且皆从大处着手，虚处落笔。如介绍秦中奇观天下为尊，一概粗略勾勒，在整体上给人大致印象。虽提及周汉都邑、蓝田、鄂、杜，却又似蜻蜓点水，不作深入细致描写，仅以作者对秦中由来已久的切身体会来着意渲染，字里行间真情洋溢。同时，写秦中诸人，以“二三君多秦人，与余游，道相合而意相得也”一笔带过，然后补叙闲居南山的旧约。“二三”乃虚数，实为几人不得而知，其余就更是无可奉告了。虚写秦中秀色，易激发读者好奇心，探寻关中究竟美在何处，于是就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引人神往；“二三君”不明其人，可作“质直尚义”的关中人物代表。作者与之志同道合，反衬出秦中人情之醇美古朴，民风的慷慨耿介。作者此笔，虚实相映，于空灵中见深意。同时，人情美与自然美的融合，使读者从整体上把握秦中之美。而这种浑然一体的美，又恰好与后文作者所竭力鞭挞的“众人所必争”、“造物者之所甚靳”的“美食大官、高赀华屋”相比较，关中自成了净土和归宿。

　　缘情而化，跌宕成韵，显示了文章的语言风格。“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至于山川之胜，游观之富，天下莫与为比。”皆四六句相间，整饬精巧而又流转活脱，胸中情致随之直泻而出；抒写“二十许时”、“长大来”对关中的不同感受，则又笔法酣畅悠忽、疾徐有致，“津津然”喜气溢于言表；提及闲居之乐，则不乏桃源之风，至于澹泊清纯，语言也近乎典雅，往往使人想起终南山、“五亩之宅”（《孟子·梁惠王下》）、“伸眉”高谈（司马迁《报任安书》）等掌故；指斥世俗污浊，歌咏“方之外者”（《庄子·大宗师》引孔子语），顿然浩气充溢。文风沉稳而峭拔，句式不求工巧，唯在气魄。篇末以呼告式语句“行矣诸君，明年春风，待我于辋川之上矣”结束，又与前之“清秋扬鞭，先我就道，矫首西望，长吁青云”一气贯通，文人才子潇洒飘逸、倜傥风流之态，呼之欲出。

　　雪窦，即雪窦山，在今浙江省奉化县西60里，海拔800米，为四明山的分支。唐代曾在此建寺，原为我国佛教禅宗十刹之一；今虽废，但乃有不少景点。

　　邓牧于癸巳(1293)春暮二十四日游雪窦山。这篇游记留下了他的踪迹，也使我们今天能一睹七百年前的雪窦山的风光。

　　游记的第一部分，作者用四段文字，记叙由石湖(今江苏省吴县盘门西南十里)至雪窦山的行程，约占全文的五分之二。记叙游程，交待行止，使景点所处及周围环境了然于纸，也为后来的探奇访胜者导游，这种笔法已经形成我国游记散文的共同特点。但是象本文，开篇在交待行程上就如此泼墨，还是不多见的。

　　但细细读来并不乏味。沿途几百里，水陆兼程，由石湖起程，舟行二十五里达江，“江行九折达江口”，入溪水又行“九折达泉口”，水浅处，“曳舟不得进”，则“陆行六七里”，经两天两夜后，又涉小溪大溪，抵达溪口才转入山路。这段朴实的文字，不仅写出了路途遥远曲折，而且在长途跋涉中，使人看出作者“闻雪窦游胜最诸山”后，就不殚旅途险阻，而“一意孤行”的勃勃兴致。

　　江浙一带，素以风景优美着称，沿途几百里，自多奇山异水，一路揽胜，倒也不觉乏累。作者用悠闲的笔调写道：“视潮上下，顷刻数十里”，轻舟飞驰的畅快心情，洋溢在字里行间。一会儿舟行大溪上，深沟险壑，森然可怖。一会儿巨石临水，“若坐垂踵者”，多么悠闲自在。一会儿溪水环山，自高处坠入山涧，远远望去，犹如自蛇奔赴大壑，气象万千。更有“桑畦麦陇，高下联络”，田家村舍，“隐翳竹树”，樵夫牧童，追逐嬉戏，颇有些桃花源的味道。作者很想知道这地方的名称和历史，无奈村民不谙吴语，无从得知；遗憾的心情正反映了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此看来，作者对这一段行程不惜笔墨，是有所记而记的，并非闲笔。

　　从第五段起转入山路，开始登临雪窦山。作者着重记叙了雪窦山观亭，千丈岩观瀑和妙高台观石。

　　雪窦山观亭。作者移步换景。上到第二座山峰，这里景亭棋布，各揽一胜。因此作者没有把“亭”作为描写对象，而把镜头转向了它们周围的景物。隐秀亭处是万杉藏秀；漱玉亭下是甘甜清泉；锦镜边海棠围池，花影映水，灿烂如锦秀；寒华亭内题留荟萃，文采精华；大亭上有宋理宗的“应梦名山”御笔……一路观光，美不胜收。

　　千丈岩观瀑。千丈岩，顾名思义，这里崇岩壁立，谷深千丈，是个险峻之地。作者登临“崖端”，攀树“下视”，以至“目眩心悸”，历险逐胜之情跃然纸上。飞雪亭观瀑，是千丈岩的着名景观。“初若大练，触岩石，喷薄如急雪飞下。”寥寥十余字，写出了瀑布自崖顶飞泻潭下的壮观景象：它自锦镜直径十余丈的大园池喷薄而下，始则宽如大练，继而与岩石相激，珠玑四溅，细若飞雪，纷纷急下。沾湿衣襟，着实让人心醉。“情以物生”(刘勰《文心雕龙·铨赋》)，“辞以情发”(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这一惊一喜引发了作者的感慨。他唇吻翕动，刚要启口，环顾四周，竟没有一个知音，不禁“怅然久之”。他想说什么呢?”此时此刻作者决非是要赞山吟水，他要“清谈玄辩”(多指玄妙的哲理)。作者32岁时南宋灭亡，怀着悲愤的心情，拒不出仕；放浪山水以后，逢寓止则“杜门危坐，昼夜为一食”(《洞霄图志》)，以后隐居洞霄宫，也过着“身不衣帛，楮御寒暑”(《伯牙琴》)的清苦生活，直到在超然馆无疾坐化，终不改志，走的是一条多么艰险的人生之路啊!虽有谢翱、周密(也是抗节隐逸之士)二位好友，但都未曾同游，且境况相似……在伤时感遇的慨叹中，流露出了作者的幽愤与渴望。

　　妙高台观石。这里山石岩岩，奇形怪状，作者就极力描摹它们的形象，盛赞它们“自然动人”，远远胜过“观花”。刚才的“怅然”云散了。其实，这种伤时感遇之痛是切肤入髓的，稍有引发，就由衷而出。上文有三处写到琅琅书声：一处是药师寺的寺僧读书声，一处是溪口大废宅中传出“诵声”，一处是雪窦寺的主僧少野读诗声。听到这些亲切的读书声，作者不仅驻足谛听，还要辩析一番，评论一番。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处世之道是修身积学，齐家治国。作者在《逆旅壁记》中说：“余家世相传，不过书一束。”这位书香了弟对读书声倍感亲切与惊喜，正反映了他虽身在山水，但终难忘情于世事人道。可见，寄身荒野乃是出于无奈。作者惟恐没有人懂得他的心曲，特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伯牙琴》，大概就是耿耿于此吧。

　　邓牧在自叙传中说：“以文字请，每一篇出争传颂之，非其人求之厚馈弗为。”我们不必对他索取厚馈加以厚非，且看他对自己的文字是何等的自重。总观全文，作者很善于把握景物的特点：雪窦山的亭，千丈岩的瀑，妙高台的石，各具特色。闽浙一带，三江九溪，苍山与碧水，总是相依相伴，雪窦山更是如此。但作者写水，各择其妙：或写形，如“白蛇蜿蜒”；或写声，“溪声绕亭”；或写味，“饮之甘”；或写动，“大溪薄山转”；或写静，“花时影注水中”；总之，使人领略到每一景物的独胜之处。

　　作者描摹景物的形态，不拘一格。妙高台的山石：色，“或绀(gān微带红的黑色)或苍”。形，有的象扣着的盂；有的象丢弃的帽子，委屈地躺在地上；有的象蛟跳跃；有的象兽蹲踞。远处的山峰，“青岚上浮，若处子光艳溢出眉宇”--青霭缭绕，阳光穿射，色彩缤纷，简直象个蛾眉秀目，脉脉含情的少女，再美的花也比不上。这段不足百字的景物描写，竟川了动情结合，比喻拟人，远眺近观，对比衬托……直到穷形尽相方才收笔，如此的精细酣畅。

　　寄情于景，寓志于物，是我国游记散文的传统，到唐宋时期，已经达到“物我双会”的境界。本文作者把自己的伤时感怀都融注在景物之中，自然而亲切，令人心领神会。

　　张岱之笔，犹如摄影机镜头，把虎丘中秋的情景尽收眼底。

　　文章首写赴会。袁宏道当年已把游人写得纷错如织，曾谓“倾城阖户，连臂而至”，“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张岱则把倾城而出的各色人及千人石至山门的各个地点也一一点示出来。如果说袁文是散文式的铺叙，张文则是多种镜头的叠映，使簇拥纷错之状，更加立体地映现出来。

　　次写初更。初夜时，这里是一番热闹景象，四方游人初集，唯有锣鼓吹打，才足以表达兴奋之情，及至更定，开始演唱，但因人物错杂，雅俗不分，大家都只以自娱为乐，所以无论吹弹歌唱，总是选择“锦帆开”“澄湖万里”之类热闹的合唱曲。在行家张岱看来，真是“丝竹肉声，不辨拍煞”，这似乎是为那种天真可爱所逗乐，又像是因那种幼稚浅俗而微微摇头。更深时，凑热闹的游客渐次散离，留下的是真正的听众，都在耐心地品尝管弦伴奏中的南北曲的清唱。

　　继写二鼓。经过竞争汰选，只留下三四人，由一缕洞箫伴托着演唱。其特点是一片静穆，只有深于昆曲雅致的听众在等待最后的优胜者上台。

　　终写三鼓。被认为最有水平的演唱者当于此时登台献艺，故而特别引人注目。袁文与张文都以饱含深意的笔调写出一段极优美的文字。先看袁文：“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主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这是诗人的感知，引譬取喻，以文字的形象音韵感人。再看张文：“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这是行家的体悟，析微通幽，字字切中肯綮，将真确的理性分析如盐入水般地融进生动形象的表述之中。昆曲清唱到了明末，极其繁缛柔曼，一字三折，声多字少，一般人无法听懂唱词，而行家则乐此不疲，自得“曲高和寡”之趣。张岱以为，演艺到了令人“不敢击节，惟有点头”的情境，是为极境矣。此时，表演者与观众的神情契合无间，却又不知其所以然，八个字传写出了那种不可言传的意境。至此，读者亦“不敢击节，惟有点头”了。

　　文章以戏曲行家的那种晰毛辨发功夫，在袁宏道的《虎丘》之后百尺竿头更进一尺，至妙至绝。

　　文章反映了广大群众对社会交际的需求和对艺术生活的热爱，也反映了民间演出水平的高妙和群众组织社会活动的非凡能力。既写出少数“寻入针芥”的曲迷的品味，也写出“雷轰鼎沸”的群众大场面。既写出“演者”的踊跃献艺，也写出“听者”的心理活动。这里的“听者”首先就是老于此道的作者本人。正因为他作为“听者”始终活动在当时的情境中，而且又以一名行家里手的身份，有条不紊地剖析、描述，自然而然地把读者引入曲会的胜迹中去，又鬼使神差般地把读者引入当时那些曲迷的心理中去，与他们一起呼吸，一起观摩，一起凝神于微妙的艺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