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开头写佛教徒由于得到皇帝的支持而招摇撞骗，诈取财物。世代奉道的华山女，为了骗取财物，同时和佛教相抗衡，故设圈套，乔妆打扮，用妖冶的色相迷惑群众，甚至轰动了宫廷。豪家少年，则如蝇逐臭，追逐这个浓抹艳装的女道士。此诗运用铺垫、烘托、夸张等修辞手法，语言幽默冷峻，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诗的开头四句，作者以用漫画式的笔法，为读者形象地展现出佛教徒“俗讲”的盛况。中唐时期，京城长安，处处传来佛教徒撞钟击磬、吹法螺、讲唱佛经故事的喧闹之声，一直响到九重宫闱之中去了。这就是唐代佛教僧侣盛行的所谓“俗讲”。他们借佛经故事大肆宣扬崇佛之福和世俗之罪，恣意地诱惑、恫吓听众，而听的人却重重叠叠、密密麻麻，像水上的浮萍那样飘来荡去。作者仅用四句铺写，就把中唐佛教势力之盛和群众迷信的狂热劲儿有声有色地渲染出来了。

　　“黄衣道士亦讲说”等十六句铺写道教与佛教抗衡、转败为胜的经过及盛况；为了与佛教徒争夺听众和钱财，道教徒们登坛讲道，但在他们的法座之下，听众却如拂晓的星星，寥寥无几。道教徒们当然不甘心，为了挽回败局，于是巧施妙计，寻得一个世代崇奉道教的华山年轻女道士来长安讲道。这个女道士洗妆拭面，擦脂抹粉，双眉画得又黑又长，浓妆艳抹地披上道袍登坛讲道。这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道士，她揣摸听众普遍存在好奇心理，所以她一方面故意紧闭观门，摆出一副道家真诀不能外传的样子，另一方面又暗中派人散布消息。

　　“不知谁人暗相报”，不过是诗人使用反跌法虚晃的一笔。突然之间形势陡转，长安城里，如风卷浪，如雷振耳，车马连翩，万人填巷，一齐拥向这个清冷的道观，出现了观内观外，听众如云、立脚无地的场面；而众家佛寺，则人迹如扫。这个女冠的美目倩笑，立即征服了这些善男信女，他们当场施献财物，“抽钗脱钏”，唯恐不及，法座之下，“堆金叠玉”，盛况空前。这一段看似极客观自然的铺叙，实际上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巧妙安排的。它一方面通过这场闹剧，形象地说明这次道教徒的转败为胜，并不是靠高深灵验的道法，而靠的是女道士的搔首弄姿，卖弄色相，实际上和那些倚门卖笑的娼妓并无二致。而佛教的经义和高僧们的如簧巧舌，竟抵挡不住一个青年女道士的红颊长眉，它的虚伪和脆弱便可想而知了。这场闹剧还使读者看到了那些善男信女们的精神之空虚和愚昧，其手法可谓一石三鸟。

　　“天门贵人传诏召”十句写华山女冠的风流韵事和入宫秘密。这个女道士的姿色和风流，不仅轰动了长安市井，而且传入了禁宫深闱，赢来了六宫的召见，玉皇的颔首。诗的最后六句，写那些过去曾与华山女有过暧昧关系的“豪家少年”、浪荡子弟，以为华山女还在道观，仍象过去那样如蝇逐臭似地在道观周围一遍一遍地转来转去，并且买通人去暗表情愫。他们哪里知道华山女早已尘缘断绝，身处“青冥”，但事涉皇帝，不得明言，所以作者只得以“慌惚”之笔，写“慌惚”之事。托诸“豪华少年”的俗缘太重，“仙梯难攀”，虽然青鸟频遣，殷勤叮咛，仍是枉费精神罢了。这一画龙点睛之笔，把华山女入宫前与豪家少年的风流韵事和入宫后与皇帝不可告人的秘密写得曲尽其妙。它不仅通过女道士的秽行，进一步撕开了道教的虚伪外衣，也无情地撕破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冠冕堂皇的龙袍，所以查慎行说：“与杜老《丽人行》结处意同，而此更含吐蕴藉。”而儒学家朱熹则指责说：“亵慢甚矣！”通过这截然相反的评语，可以看到诗的讽刺力量。

　　韩愈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写诗。他不仅用小说式的手法描写文人的坎坷身世和文化生活，乃至家庭生活的幽默小景，更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去描绘现实生活的重大题材。《华山女》就是一例。在这首诗里，作者成功地寓讽刺于写实之中，用漫画式的笔调，展现出一幅幅中唐长安佛道二教激烈斗争的风俗画卷。并通过佛道教徒自身的登台亮相，穷形极相地撕开了封建宗教庄严神圣的外衣，把它们用以欺骗民众的卑劣伎俩，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还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上自皇帝、下至市井小民的污浊社会风气。至于这首古体叙事诗结构上的转折顿挫、笔法上的虚实衬跌，语言上的平直浅近，风格上的古朴劲健，亦堪称韩诗中的上品。

　　韩愈三次上书宰相，都是为了求仕途，但是三次都未果，还使他得了个“躁进”的名声，这样的经历对韩愈的求仕之心打击极大，以至于对功名前途有一种失望感，而且放弃了年底到吏部正常铨选授官的机会。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虽为三上宰相书之一，但由于它写在二上宰相书未果之后，其写法和风格便与前二书大为不同。前两封书信因为初次自荐，所以尚显得冷静理性，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屡引经文并反复阐述经义说“长育人材”、“教育英材”为宰相之责，而“我”学统正而文才优秀，正堪造就，宰相当举我用我。不应以我“自进”为非。或者是改为陈情以感之，即用一比喻极言自家穷饿之状，大声疾呼，望宰相发仁爱之心施以援手。总体来说文风纡曲道来，风格近于平和。

　　但是《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是第三书，是韩愈在引经以告、陈情以感都未奏效的情况下再次上书，当然是怨愤多于希翼，故文中挟怒带愤直击之，对宰相责以大义，侃侃而言，无不气壮辞直，突出表现了作者刚直不屈的天性。

　　当然，韩愈在书中“直击”宰相，并非使性乱道，而是高明地巧占地步，气盛法立。一是借周公来说理，二是说宰相事。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特以“周公”“辅相”“争于见贤”作关键词。一下子就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下面的议论即以此为基点展开。然后用周公在天下大治之时尚且礼贤下士为比照，来指责宰相在天下并未大治时对“所求进见之士”的默然不理，然后再用古今对比陈说自己何以“自进而不知愧”的原因。周公为儒家圣人、辅相典范．韩愈借他说宰相对“所求进见之士”不予“引而进之”为非，自然有力。

　　在这个过程中，韩愈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由于“立说”高占地步，出言便理直气壮，许多想说但不便明说的话，就可以无所不言，文笔放得开，说得酣畅淋漓，以至不掩锋芒，几乎把一封求援信写成了一篇声讨书。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这与作者独特的修辞手法有关。细言之，则表现有三：

　　一、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

　　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韩愈言事抒怀常以对说手法行文，所作古文往往气盛言激，不但说事透彻，而且说得带劲，有一股撼动人心的力量。《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的主体部分，就是说周公事，说宰相事，正说反说，两相对照，带出作者无限感慨，也显出文势的峥嵘峭直。诚如归有光所言：“文章正说一段议论，复换数字，反说一段，与上相对，作者但觉其精神，不觉其重叠，此文法之巧处。此篇是也。”（《文章指南·文集》）归氏所言，实已涉及此书行文如何对说的问题。所谓“复换数字”只是大而言之，具体讲则应顾及两段议论文字结构的特点。

　　二、对比作论，行文顿跌有致

　　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第一段说周公在天下大治时尚能礼贤下士，无论立意还是行文方式都对下段作对比议论有直接影响，故下笔不可苟且。作者考虑最多的，应是如何为下段痛责宰相预作布置。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很明显，作者是怀着礼赞、向往和无限感慨的心态议论周公求贤之事的，故“笔锋常带感情”。对周公急于求贤的颂扬，并不直言其美，而是一再顿跌以凸显其伟大。所谓顿跌，就是行文中先说诸相关事，每说一事，略作停顿，最后跌出结论般的断。其妙处如江水奔流，因物受阻，暂为停流便使流速变快，由于不断蓄势，一旦夺路下跌，便有惊天动地的威力。文中“当是时”、“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和“其所求进见之士”三小段即为三顿，着此三顿是为跌出周公急于求贤的伟大。这是第一段中大的顿跌。第一段行文还有小的顿跌，“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以下四句即是，其中前三句实为三顿其词，后一长句对周公争于求贤的称美，是乘前三顿之势“跌”出来的。

　　行文顿跌有致，很容易带来文势的开合，韩愈不仅利用了这一特点，同时还用到其他手法。一是铺陈议论，展开来说，不断扩展议论空间，使得文势大开。一是陈说中，用相同的字构成众多的排比句，使得文章声势大增。试读第一段中九用“皆已”、三用“岂复有……哉”的两组排比句，我们就有事理奔凑，目不暇接、心不暇思和不断被某种力量撞击的感觉。作者选用的同一类字“皆已”、“岂复有……哉”，一从正面作完全肯定，一以反诘语气作肯定，本身就带有情感倾向，当同有此类字眼的排比句出现在文中时，就不但使得文势大开，还会造成情感的倾泻、文气的激荡。

　　第一段说理之妙还表现在另外两个地方。一即由周公急于求贤的举动说到“周公之心”，特意说到假设周公“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他将更加努力求贤，“岂特吐哺捉发为勤而止哉”。这显然是为下面指责宰相怠于求贤预作准备，但却借进一步赞美周公的方式说出，来得巧妙、自然。二即本段文势的开合，既有大开大合，又有小开小合，甚至在合中又有开合。但无论怎样，有开必有合，故其文势跌荡，有抑扬顿挫之美，而无剽而不留之弊。像“如周公之心”至“称周公之功不衰”一小段，就属于大合中的小开合。其中“维其如是”以前数句可谓文势小开，后数句则为小合。

　　第二段说宰相事实际上言周公事反复对照。在叙说过程中，作者极尽铺陈作论，多使用排比句和反诘句式。原本一个“岂尽”二字就带有慨叹意味。加上连用11个以“岂尽”构成的句子一路追问到底，故第二段文字文气勃郁，其势则如连珠炮发，显出作者的激愤心情。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文势宕开，行文大开大合、大合中有小开合，直吐心中不平之气。

　　三、高占地步，为“自进而不知愧”辩解，借以重申求荐之意。

　　高占地步，主要是借周公立说。周公急于求贤伟大，贤者“自进”自然可贵。书中第三段说“自进”不愧，即循此思路作论，故意在求人，却无卑谄之语。书中说“重于自进”的理由有三，一即“古之士”云云，是说自己当如“古之士”急于求仁；二即“以其于周不可”云云，是说今天“四海一国”，自己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环游列国以求仕；三即“山林者”云云，是说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能遁人山林。三条理由，当以后者最为堂皇。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还特别注意两段之间的承接语句。比如第一、二段之间“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这句话说得简略，却用意微妙。它不但能在两段文字之间起转折、过渡作用，还隐含作者对时相为官之时与周公相近而急于求贤远不如周公的不满。还比如，句中“为辅相亦近耳”数字，余味曲包，简直无可取代。若将全句换为“今阁下如何”或“今阁下不然”，较韩愈用语之贴切、意味之深长，显然都大打折扣。后人评述说此书出语气盛言宜，正表现在这些地方。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用周公急于见贤而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典故与当时宰相对待人才的冷淡态度作对比，尖锐讽刺了权贵们不重视任用人才的做法。表达了韩愈对当时不重视人才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慨，也表达了他为“兼济天下”而要求得到任用的迫切心情。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这首诗完全不用一般人所熟习的诗的修辞。除了押韵和五言句这两个诗的特征之外，可以说全是散文的表现法。因此，讲这首诗一点也不费力，思想段落仍是四句一绝，我们现在把它译成散文：第一绝说：从去年开始落一个牙齿，今年又落了一个，不久便连续落了六七个，看来落势还不会停止。牙与齿虽然有一点区别，但这里是互文同义。第二绝和第三绝说：“留存着的牙齿都在动摇了，看来总要到落尽才完结，想当初落下第一个牙齿时，只觉得口中有了缺缝，怪羞人的。及至后来又落下两三个，才耽忧年寿衰老，恐怕快死了。因此，每一颗牙齿将落的时候，常觉得中心懔懔。第四绝描写将落的牙齿。歪斜颠倒，既妨碍咬嚼，又不敢用水漱口，可是它终究还是舍弃我而落下了。这时我的情绪好比崩塌了一座山似的。“叉牙”是个连绵词，歪斜旁出之意，是状词，不是名词。第五绝和第六绝叙述习惯于落齿的心理状态。近来已经对于落掉牙齿习熟了，落一个，也不过和上一个差不多，现在还留馀二十多个，也有了思想准备，知道它们会得一个一个地落掉。如果经常是每年落一个，那么还可以支持二十年。如果一下子全部落光，那么，和慢慢地落光也是一样。第七绝说：有人说，牙齿在掉了，看来生命也靠不住了。我说：人生总有一个尽头，寿长寿短，同样得死。第八绝说：有人说：牙齿落空了，左右的人看了也会吃惊。我说：庄子有山木和鸣雁的比喻，山木因不中用，故得尽其天年；雁因为能鸣，故得免于被杀，可知有才与无才，各有好处。我的牙齿落光了，说不定也是喜事。第九绝说：落了牙齿，说话多误，那么就经常缄默也好。没有牙齿，不能咬嚼，那么就专吃软的东西，也同样味美。最后两句是结束：因为歌咏落齿，就写成了这首诗，常常用它来给老妻和孩子们读读，让他们惊笑。

　　全诗只用了一个《庄子·山木篇》里的典故，此外没有必须注释才能懂的辞句，我们演译为散文，宛然是一篇很有趣味的小品文。牙齿一颗一颗地落掉，是每一个渐入老年的人都会遇到的事。作者就利用这一件平常的事，描写他每一个阶段的思想情绪。从紧张到旷达，从忧衰惧死到乐天知命，整个过程，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的态度，是从执着到自然，基本上还是老庄思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体会，也可以说，作者不因落齿而消沉，对人生的态度，仍然是积极的。

　　这样的题材；这样的表现方法，在初、盛唐诗中，确是不曾有过。因此，韩愈的诗和文，在同时代人的心目中，都被认为是一种怪诞的文学。他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集》的序文中说：“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这是记录了当时人对韩愈的态度：始而惊讶，继而讥笑，最后便大施攻击。但韩愈并不动摇，他坚守他的原则：第一，不用陈辞滥调。第二，有独创的风格。他说：“若皆与世浮沉，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这是说：如果跟着一般人的路走，而没有独创的风格，在当时虽然不被人排斥为怪，可是也必不能流传到后世。从此也可以了解，韩愈自己很清楚地知道他的文艺创作，不是迎合当世，而是有意于影响后世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的创作是为将来的。

　　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是在复古的口号下实现革新的目的，所以他的第一个原则是“师古”，要向古圣贤人学习。他说：要学习古人的意，而不是学习古人的文辞。“师其意，不师其辞。”就是“务去陈言”和“能自树立”。他的散文，以“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师，就是学习他们的创作方法。同样，他的一部分诗，虽然当时人以为怪，其实也还是远远地继承了汉魏五古诗的传统，或者还可以迟到陶渊明。从陶渊明以后，这种素朴的说理诗几乎绝迹了三四百年，人们早已忘记了古诗的传统，因而见到韩愈这一类诗，就斥为怪体了。

　　尽管此文与《送石处士序》为姐妹篇，事件与人物均相关涉，然而在写法上却有所变化，所以有相得益彰之美。例如前文体势自然，而本文则颇有造奇的文势。文章开头的一段譬喻，说“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用来比喻“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但却不紧接着说出来，而是先论述“马群遂空”的原因来比喻乌公搜罗东都贤士的情况。作者在文中既设奇喻，又在正文中反复议论以求其合，显得煞有介事，将本是韩愈个人的一个想法写成似颠扑不破的真理。为此，论其章法，该文比《送石处士序》那篇文章要显得曲折离奇。此外，该篇的立意要比前一篇单纯一些，无非是变着法儿赞扬温、石二人。以伯乐喻乌公，是为了赞扬温、石；极说温、石一去，东都政府和士群无所依恃，也是为了赞扬温、石。看来似乎说得过分了，但作者更深一层的意思，是在强调人才的可贵，提醒朝廷要高度重视人才。

　　该文与《马说》同是宣扬重用人才的文章。然而写法自有不同。作者在本文中匠心独运，用“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比喻“大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赞颂乌重胤慧眼识贤、善于荐拔人才；又用“私怨于尽取”反衬乌公“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的难得可贵，石处士和温处士隐居在洛阳一带，韩愈与他们的关系密切，都是好朋友。石处士因大义而征召，温处士也因大义应聘出仕。这篇文章就是在送温处士时写的。文章赞扬了温处士出众的才能和乌大夫善于识人、用人的德才，作者惜别了两个老朋友，心里难过。但更希望人尽其才，他们都能得到任用，表达了为朝廷得到人才而欣慰以及自己失友的惋惜心情。

　　文章用比喻与反衬，从“空”字引出“怨”字，而这“怨”比正面的“颂”乌公识才更具有力量。所以，本文笔法巧妙，渲染得当。

　　这封信围绕希望得到引荐这一中心，开篇阐明了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士休戚相关的这一道理，接着称颂于襄阳这位先达之士杰出的才能功业，最后作者毛遂自荐，吐露出迫切希望能得到于襄阳引荐的心迹。全文结构严密，立意明了，逻辑清晰。

　　文章先是提出“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十”的关系，应是“相须”即相互等待、配合的观点：从正面说，后者靠前者提携才能施展才干，前者靠后者后继才能成就功业。再从反面说，如果不“相须”则前者“美而不彰”，终无出路，后者亦不能留传盛名。大前提明确之后，再说小前提，即联系于尚书与自身：于尚书乃当世先达之士，可惜未闻其荐举“后进之士”，而自己乃有才的“后进之士”，而且处境穷困，正是于尚书应该荐举之人。于是结论不言自明：自己乃应该被尚书荐举之人。

　　全文从先达与后进两方面展开，而又时时映照回抱，反复萦回，曲折灵转。处处回护着自己，处处敲击着权要，又处处激发着于襄阳要以识才用才为急务。笔如走丸，无一字一意呆滞板实。细细咀嚼，其味无尽。“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不妨为君子；“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就未免是小人；“高材多戚戚之穷”，弃置人才，昏庸当道，分明是世道不公；“盛位无赫赫之光”，这是庸官只贪富贵的表现；对权贵“宜闻而久不闻”，是斥其失职的婉词；而无人“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下”，这又是权贵们未曾求或不真求人才的结果。文章两出“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明显地是指责当路者心里只想着功名利禄，并无心力“顾其下”，含意丰厚，表达委曲，愈细嚼愈有意味。

　　全文逻辑严密，析理透彻；文词舒展，陈情委婉；语气凄怆，不卑不亢；首尾呼应，严谨而自然。

　　第一自然段为第一部分，介绍汉代二疏年老辞位的典故，处处为后文的对照设伏。疏氏权侄的事迹无疑是很多的，但作者只突出了两点：一是年老及时告退；二是其行动得到了人们的充分理解和肯定，不仅送行场面热烈，连路旁的观众也共盲其贤，汉史既传其事，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所以至今照人耳目。

　　第二、三、四自然段为第二部分，从与二疏对比的角度写杨君告老归乡。先肯定其同，再展示其异。杨君和二疏一样，也是年满七十，即主动求归，这是二者相同之处。作者首先肯定其同，不仅是为了提高杨君的地位，突出他归乡的意义，而且也是为了批驳“古今人不相及”这个当时颇为流行的错误观点。作者是一个儒家道统论者，并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到处鼓吹先圣先王之道。他认为七十而致仕，归老乡里，这也是儒家道统的一种表现。杨君与二在这方面的一致，正好说明儒家道统可以继承，是对“古今人不相及”这个观点的最好驳斥。杨君告老归乡的行为既然可以和二疏媲美，那么他就应该得到人们同样的理解和赞扬，可实际情况却完全两样。杨君去时，既没有看到热烈的送行场面，也没有听到发自内心的赞扬，史既不传其事，图其迹的画当然就更谈不上了。丞相虽有爱惜之心，告之于朝，为其邑少尹，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动之，京师的诗友，也相属而和，这些似乎可以减少一点冷落。但是，他们诗歌的主旨都落在那个“劝”字上。无非是动其继续为官，不归其乡罢了。可见他们都为“以官为家”的时尚所束缚，并没有真正了解杨君的志趣，没有真正理解杨君此行的意义，他们并不是杨君真正的知音。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在篇末才发出出了那么深沉的感叹。

　　最后一段第三部分，直接摹写杨君的归乡情趣，点明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段文字不长，但内容丰富。作者先用“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的不良现象作反衬，意在突出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儿的“中世”应该理解为中世以来，而且主要是影射当时的官场。有人说，不去其乡，这在唐代属“本等之常事”。就科举制度而言，年老致仕归乡，应该是本等常事，但中国的官场历来都是原则归原则，行动归行动。像杨巨源这样按例归乡的官员很可能还是凤毛麟角。唯其稀少，才觉得珍贵，唯其稀少，才值得大力提倡。作者之所以如此热心地宣扬杨君的事迹，其用意大概就在此吧。接着作者又补写一句杨君初出仕的情景，说他是刚成年就离开了家乡，这可能是为了突出他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最后，作品以深沉的感慨作结“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这是对杨君的高度赞扬，也是对世风日下的无穷感叹。

　　文中把杨辞职归乡的情景跟历史上有名的二疏具体进行比较，从而突出了杨巨源思想品德之美。写作注意前后照应，富于变化，并且反复咏叹，言婉情深，作者的思想感情灼然可见。

　　作者在这篇祭文中极力称赞柳宗元文词之美，对他才高而不用于世的遭遇表示不平，并允其所托。字字句句殷勤恳切，宛如面谈。

　　祭文有固定的首尾格式，中间是正文，一般多用四言韵语，本篇亦然。一起四句，哀痛之极，而用反复咏叹的方式出之。“自古莫不然”全文只这一个五字句，这是有意加重，若换成“自古皆然”就平庸无力了。由这一句引起下面几层，说明死生是自然规律。这本来是“人生如梦”的老生常谈，但韩愈一分疏，就化腐朽为清新了。而中间提到的“利害”、“悲乐”，又为正文第二段的根据，似叹似慰，悠然不尽。

　　“凡物之生”起，是对柳子厚的文章和遭遇兴发的无限感慨。前四句用《庄子·天地篇》的话：“百年之木，破为牺尊，青黄而文之；其断在沟中。比牺樽于沟中之断，则美恶有间矣，其于失性一也。”百年巨木，良材也，砍削雕镂之，作成祭器“牺尊”，又加青黄文饰，诚然精美了，而失去木之本性。这一比喻说明“多才为患害”，为的是从反面引起下面的议论。“子之中弃”四句，说明子厚虽宦途中被斥逐，而从文章的成就说，这是天的帮助，解除富贵于己的束缚，得以大写文章，是好事，言外不必哀伤。“富贵无能”四句是对上文的比较（与富贵者）和引申，表明子厚以文章自显，必然不朽。这些意思，也见于他的《柳子厚墓志铭》中。如“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说得更为明白。下面“不善为斫”四句，文章又生波澜，用比喻表明得用于世者不一定有真本领，而真正的“巧匠”却往往被闲置，引起后面八句为柳子厚之不见用抱屈。这八句分两层，都用对比的形式为子厚鸣不平。妙在全用逆笔，先写子厚之“不用”，再写飞黄腾达者多是无能之辈。特别是“一斥不复”，概括子厚的仕履；“群飞刺天”，表示庙堂上充斥无能之辈，对比异常强烈。这一节是祭文的主体。一般祭文在这里多是铺陈死者的功业和两人的交往；愈却只写柳子厚才高而不见用，但中间却充满郁塞不平之气，譬喻和正反对比杂糅在一起，苍茫不尽。

　　最后一段是表述自己的态度。柳宗元临死之前寄信给刘禹锡，希望在抚养幼小遗孤、载柩归葬先茔的事情上，得到朋友们的帮助，又托韩愈作墓志，见于刘禹锡《祭柳员外文》所述。所谓“退之承命，改牧宜阳，亦驰一函，候于便道，勒石垂后，属于伊人”，即指此事。时韩愈正由潮州刺史改任袁州。了解刘禹锡这段话。才能理解此文最后一段感情的沉重。“嗟嗟子厚”是承上一段来，认为子厚这样的高才，应该有用世之日，然而“今也则亡”，死者不可复生，这里有无限哀伤和感触隐于其中。“临绝之音”起，引起全段。从诸友引到自己，看出子厚对自己的信托。这段文章如果是凡手，说到这里，就可以表态了，那样平直而无波澜。韩愈却插人“凡今之交”四句从反面激起浪涛。只读这四句好像韩愈不肯接受任务似的，实际正是为了反衬下文表明子厚相知之深，托己之重，这是逆笔，要善于体会。“非我知子”四句就正面表明自己的态度。“犹有鬼神，宁敢遗堕”，等于指天发誓，所以前人评这四句“语意真挚，可贯金石”，“止此已足，血诚自任之语，似淡而实深，极沉郁恻怛之致”（《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三），是搔着痒处的。“念子永归”四句，和篇首及本段之首相呼应。并且总结全文，“矢心以辞”又重复表明态度，这是对死者的最大安慰。

　　祭文应以悲哀为主，被祭的对象有功业可纪的，应铺叙功业。柳宗元在柳州政绩为群众所称道，但韩愈这篇文章却只字不提柳的惠政，只强调柳的高才被弃、自己的感慨和表示接受柳的托孤重任。这是因为刘禹锡已经告诉韩愈要为柳写墓志，而柳的生平，墓志中不可不叙，如果祭文里再叙就要重复了。所以祭文完全撇开生平，但言文章高而“一斥不复”，令人不平，写出自己对子厚的深切悼念之怀。古文家如果同时为一个人写两篇文章，每篇的角度和材料一定要避免重复。韩愈为柳宗元写的三篇文章可以作为范例。